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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单身、有钱、高学历,想给自己生个孩子

2019年4月17日 文/ 龚菁琦 编辑/ 楚明

选一个精子,做一个单身母亲,简单又不简单。

从2016年开始,国内非婚生子可以落户。一群经济独立的单身女性,似乎看到一条被技术和政策打开的生育自由通道。但实际上,生育永远和伦理、亲情、社会舆论掺杂不清。在没有父亲的世界里,经济自主的妈妈们小心编构一个新体系,只为小孩有一种“不被任何东西伤害”的生活。

文 |龚菁琦

编辑 |楚明

“哎呀,就应该这样选”

买东西是华凌最擅长的事,挑香奈儿的耳环,宝格丽的项链,一套剪裁合身的职业华服,都难不倒这名在职场腾挪20年的互联网女高管。而在5年前,买一个精子让她不知如何下手。

严格意义上说,国内精子不允许买卖。在国家的精子库,务必拿着齐整一套的结婚证、不孕不育证,才能换得免费精子。华凌是女同性恋者,这条大路行不通。

她一股脑扎到小径——去网络上发帖,细心介绍着,本人35岁,从事正规职业,想取精生子,捐精者报酬丰厚。越正经反而越像电线杆上“富婆求精”的骗局。果然应者寥寥,不多久,平台找借口把她号封了。

不过很快,正常的“爹”送到眼前。2015年左右,一大批美国试管婴儿中介,伴随徐静蕾的冻卵宣言浮出水面。单身女性在美国可以尽兴地、大胆地挑选一个精子,搭配喜欢的遗传基因组合,囊括颜值、肤色、个头和聪明程度——虽只靠学历支撑。

徐静蕾曾在节目中表示冻卵是单身女性的后悔药。 图 / 网络

只要花1万多元人民币,就可以进入一个类似“精子人才市场”。外国捐精者的照片上,蔚蓝的眼睛深情地看着你,微卷的睫毛,倜傥的身材,肌肉一股股地往外突,青春荷尔蒙扑鼻而来。还认真附上小时候照片,也都是水汪汪的童星模样。华裔的捐精者是另一种翻版,中介老板庄玉磊描述,放在人群里他们都是“高人一等”,确实如此,身高务必在一米八左右,这是入选的隐形门槛。一个离婚多年的43岁女士,在看完后神采飞扬,“哎呀,就应该这样选”。庄玉磊知道,当女性拿捐精人和身边人一对比,前者优越感太强了。

通常看完四五个人的资料,基本上可以碰到心仪的捐精者。选精之后的路也被铺好,在美国做好胚胎移植,回国生产或在美国生产,如果不想自己劳累,还可在国外代孕。庄玉磊总结取精生子的女性,大多在35岁到40岁左右,单身或刚离异,工作好、精英感十足,大高管或自己当老板,能够支撑这一系列从20万到100万不等的费用。她们做事雷厉风行,“男士产生不了太多怜悯心那类”。

几项指标能读出这群人的偏好,不太喜欢奶油小生,身材太好的模特范儿会被认为“不真实”,如果有点男子汉气概或书生气,再加上一个硕士以上的学历,深得其心。在捐精者中,常春藤和985毕业的并不如媒体报道的遍地拾取,普通本科占大多数。当然身高是高压红线,没有女人不喜欢一米八大高个。

一个选择的小细节是,外国捐精者比华裔多不少,但准妈妈们生混血儿极少,即便是漂亮可爱,让一个单身女人解释孩子来源也是一件艰难的事。

据媒体报道,台湾艺人黄雅珉1999年离婚后,大方坦言2001年自己与混血好友借精生子,生下儿子小杰。图 / 黄雅珉脸书

华凌选择生一个亚洲面孔,但并没有在看过四五个选项之后迅速俘获目标,她属于要特别定制的那一类。几个条件她都想占,北大一类的学历和明星一样的颜值,且打算自己在国内生产。中介也没有被刁难住,真找了来,还打了个擦边球,安排两人见了一面。这在行业里并不被允许,“怕产生伦理上的麻烦”。

见面时,两人都取了别称,男的叫剑,女的叫红。华凌见他帽子压得低低地走进来,两条浓眉毛,乍一瞥“像杨洋”,她满意了,几句谈吐观察下来,放心了。不过,也都没留联系方式。

一个女孩,一个男孩

这样的挑剔并不是没道理。华凌一头笔直长发,语气里是江南人的温软,虽然已40岁,披一件白衣裙,还是活脱脱的少女状。名牌大学毕业后,她的履历耀眼,法国留学、互联网公司合伙人,年薪在100万元左右,最多时300万。她要小孩必须好看点,优秀点,毕竟对自己来说,生育可能只有一次机会。

此外,决定当一个单身妈妈并不容易,她要越的是女同性恋者都要面对的大山。30岁之前,对于情感,她必须漫天撒谎。家乡在扬州小城,父母是最老实本分的人,在家里永远是低头干活,秉持“无后为大”等人生观。为逃避催婚,工作忙成为她的借口,有时过年过节难以蒙混,她让男助理打电话到家,冒充男友嘘寒问暖,整整两年如此。每次她妈妈接完电话,都会乐呵几天,美滋滋地催,“我身体还不错,等着给你带孩子”。

孩子在这个家里地位非同一般。华凌自己是一个被抱养的小孩。养母无法生育,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这些遗憾甚至屈辱,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情境里。母亲和邻居吵架常被酸,“你就是生不了孩子“,和父亲感情淡薄也大多为此。

“小孩关乎我妈一辈子的声誉。”华凌感到。

然而人生之难在于,母亲等待一个孙子的救赎,继续为“孩子”二字苦恼。30岁之后,家乡流言甚嚣尘上,说她生理不正常;在外面做不光彩之事;甚至有人怀疑她精神上有问题,得看医生。母亲的态度也日渐消极,她回家,母亲闷闷不乐,不搭理,脸色灰灰土土,老了很多。在华凌结束一段7年的同性感情后,感到伤心、飘零,直至住院,期间和母亲大吵一架。“如果你很幸福我不会劝你,你过得不幸福,应该去结婚,有一个自己的小孩。”母亲的话出口,脆弱得差点要跪下来。但华凌固执认为,从小到大,她没有快乐过,如果生一个小孩一定也不会快乐。

影视作品和生活中不乏催生的父母。图 / 网络

一个转折点是,母亲查出子宫肌瘤,必须切除整个子宫。在医院里,华凌悲从中来:一辈子与生育无缘的母亲,最后结局也凄然,子宫也不能有了。当时姨妈拉她到一旁,不失时机建议,要母亲痊愈快,最好让她生活充实,带带孙子。一句魔咒般的话也常萦绕在她成长道路之上,因为是养女,不从命显得更忤逆。“要没你父母,你早死了,你要报答他们。”姨妈话音故意落得轻松。

华凌决定,35岁时借精生一个女孩。至于选女孩的理由很简单,“没有父亲那部分,女人比较好理解把握女孩”。

和华凌的选择完全相反,35岁的单身女士王敏明坚定地要一个男孩。

王敏明话不多,自称性格像男人,为了不引起多余的注意,坚持一头“刘胡兰”式短发30年。她对目标有着强烈的信念感,只要认定的,一定办到。不管是考取最高学府、读硕读博,还是“挤破脑袋”去省直机关工作。

生一个男孩也是她的目标。她生于农村,家里苦于只生下两个女儿。父亲最大的愿望是,要有一个和她姓的外孙。所有的人生规划,都围绕这个小孩排开。先是相亲,不想生两个小孩,不接受小孩和她姓,都大手一挥说再见。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结了婚。紧接着就张罗试管生对双胞胎。那天,这边排卵针还扎在肚子上,那边对象丢下一句,“还是不做了吧”。

怕养不起是丈夫的理由,但王敏明算了一笔账,她从研究生开始创业,到如今经营自己公司,每年收入都在百万甚至千万以上。当时丈夫工资近2万。“只是不想养一个我的孩子罢了”,她想,或是丈夫不想落入农村“倒插门女婿”的舆论场里。

自此两人分居,长期冷战,倚靠QQ联系。“想到什么我就去声讨一下,理论理论。”半年后,婚姻到了尽头。在王敏明眼里,孩子是她的第一目标,婚姻并不是。“我这个性格并不依赖男性,经济也独立。”离婚时,前夫还大哭一场,她没哭。

她想,生孩子没有人配合,“老子自己来”。

矛盾的是,农村的男尊女卑和女性的独立意识都在她身上集中。曾被问起如果和对象生一男一女,怎么分配姓氏,她毫不犹豫,“男的肯定和我姓”。

黑洞

怀孕后,单身妈妈们的所有困境都来自如何与“没老公、小孩没有爸爸”这件事缠斗。

王敏明没有把自己特殊化,“女人一受宠就脆弱,干脆就不要触碰脆弱”。孕期她一个人住,平时吃快餐,自己兴起时做个苦瓜炒蛋,辣椒炒肉,自认为吃得不错。“土鸡,那是根本没有吃过的。”小孩出生前一天,她还跑去钓了鱼。

相比之下,华凌遇上的坎坷更多,她对羊水过敏,皮肤蚂蚁咬一般挠心疼,加上24小时呕吐不止,盆骨不能直立只能坐在游泳圈上。母亲见孕势汹汹,连称宁可不要小孩。她害怕、后悔,经常做着噩梦,“小孩把肚子顶破,爬出来,鲜血淋漓”。每天眼睛泡在眼泪里,母亲就吓唬她,孕期哭,眼睛会瞎的。

如果说没有丈夫还有家人支撑,小孩生下来没有爸爸,让这些骄傲的女性不甘心痛快承认。在医院,农村的亲戚陆陆续续来看望王敏明和宝宝,她没有说起取精生子,甚至连离婚了也没说。“在医院没撞见孩子爸爸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就说去上厕所了,出差了。”

满月酒她也没办,“爸爸都不在,掺和什么呢?”

在家乡,王敏明认为自己属于“别人家的小孩”,一直很光鲜地走出来,内心骄傲无比,“结果这么一闹,那不笑死人嘛!”

好在父母支持她,“我爸算是始作俑者”。

在省直机关单位里,也没有任何关于她生小孩的风声。她严格把同事关系密封在“不能交心”的范畴,有人问起,她就以“和前夫的小孩”轻轻带过。直到她离职创业,也没有人知道。“她竟然会去借精生子。”王敏明音调往上一提,眉毛一皱,模仿着别人可能的反应。

华凌生完小孩后,朋友圈见不到一张照片。她称自己忍性极好,有一次母亲跑过来说,快看你女儿,在一本书上像模像样地写满字,近看全是大小一样的墨坨,成精了。华凌那一瞬觉得妈妈和女儿都可爱,就是这样的时候,她也没发朋友圈。

一个漂亮的女人在35岁时,突然有了小孩,没有爸爸,这在家乡可想见能把理由归到多么离奇。最初,连她爸也蒙在鼓里,还以为她被男人骗了,“是个糊涂的女人”。一次回乡,一个从小欺负过她的男邻居,逗女儿,让她叫爸爸。华凌气得头皮发麻。

她不想那些灰暗的东西影响到女儿,哪怕女儿暂时都听不到,她心里也介意。“不想因为别人觉得你没有父亲,或是靠精子出生,格外怜悯同情或是好奇。”

自此,一条线把单身和妈妈分割开来。在职场,王敏明是那个“形象特别正面积极,带领老乡创业致富,活在媒体报道里年轻有为的女企业家。”没有人知道,她会做借精生子“如此胆大包天的事”。而华凌继续着她单身贵族的生活,豪华的酒会、谈论的也是风花雪月,喝酒、抽烟、纹身,找不到一丁点“妈味”,偶尔有熟悉情况的朋友问到小孩,“会不会跑了,会不会说话,”就此打住,再也不会往下了。朋友都是刻意绕开,孩子话题成为一个不能提及的黑洞。

图 / 网络

角色扮演

如何向外解释没有爸爸,单身妈妈有各种灵活的政策,离婚了,长期在国外,过世了,都有。这些都是浅易的,最难的是,如何让小孩感觉到“爸爸”这个不可或缺家庭角色。

首先得解决没有爸爸来带小孩。王敏明称高峰期时,家里有两个保姆,还有母亲一起帮忙。一名保姆专负责做饭洗衣,一名专管小孩喂饭、换尿布,两人工资加起来近1万元。她称自己的任务是,远远地看着和拼命赚钱,“独立的单身妈妈,实际也是钱堆出来的”。对于小孩,她的工作内容是“形而上的”,陪玩、陪学习。

她从不让自己陷入一个人带小孩的绝望境地。带孩子去一趟桂林,保姆是一定要跟去的,一样买好机票。一下飞机,老妈、老爸、保姆、小孩站满一地。这么多年保姆只差没出国。

然而,她最担心的是,男孩怎么才有男孩样。她对儿子的期待,和普通母亲不一样。有时回家看到儿子也不老老实实坐,在沙发靠背上挂着,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还动不动要求下河去抓鱼、上树摘果子,不能安静一刻,她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反而是“放心了。”

为了这点男性特质,她自创不少土办法,乐于试验,也不管有没有效。比如模仿父亲——扛着儿子在肩膀上跑来跑去;带他学最猛烈的运动,攀岩、跆拳道、拳击。最近一次,她鼓励5岁的儿子爬树,事先还精心挑选“枝丫多的,不那么高,摔下也不疼的”一棵。

而生了女儿的华凌,虽然不用扛着女儿在肩膀走,但她也在找一个平衡:母亲的温柔和父亲的硬朗——都必须是她。

培养都只能从一种自认为正确的方向出发,父亲缺失可能会造成的性格、价值观和独立性的差异,她也无法立即解决,如今能做的只是,坚持自己过问女儿的每一顿饭,细致地拌个有机蔬菜沙拉,选最好草莓、樱桃,炖着最可口的汤。或者在树立威信时,更能舍弃和牺牲,比如,在主持一场重要的盛典和小孩周末的陪伴之间,她会选择,陪小孩。

当问起王敏明还有没有结婚的打算,问的人话没落音,她答案就发射出来:不需要。她认为工作足够忙,孩子填满剩余时间,“生活很拥挤,容不下另外一个人”,正常的婚姻里有小孩后,也会是以孩子为中心的状态。她厌恶女性在家庭里扮演的角色,无论在外地位多高,回家还是必须洗衣做饭奶孩子。而这种“去父权”的生活里,她自认为找到一种久违的平衡,“有足够多的人带小孩,不用伺候任何人,不要处理任何婆家的矛盾,剩余的时光是,拼命工作和陪伴孩子”。

陪孩子玩耍的母亲。图 / 网络

但没有相伴的“知己”,孤独是不可避免的。她务必找到不同的人来驱散这种单调。周一到周五晚上,每天都请不同的私教来家。常常邀请邻居小孩和家长,在家学习、吃饭、玩游戏。家里每天都必须保持不同的人来来往往。

有一次,家长问起孩子爸爸时,她立即说,离婚了。

生理学父亲

要找到一个词称呼孩子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并不容易,王敏明想了想,一字一顿地吐出几个字——“捐精志愿者”,理智、规范。而华凌会更模糊点,在日常生活里,和母亲或知情人提起,她会说,“那个他”。

“那个他”出现在嘴边的频次很低。王敏明几乎没有想过,不过偶尔的几件事让她在脑袋里回闪一下。先是发现儿子个头很高,在班上都是坐最后一排。这可能是选择“一米八”时起了作用。此外,虽然长相很像自己——这点在小孩出生前很担忧,现在很庆幸,她认为“如果说完全不像,然后那个人又非常陌生,还是会比较遗憾一点 ”。——但儿子性格并不像她,她做事目标感极强,儿子耐受力很差,学游泳几下没会,马上觉得丢脸不学了。她偷偷想,可能有“其他遗传因素”。

虽然强调和孩子“生理意义上的父亲”没有任何情感关联,是“过眼云烟”,但她还是清楚记得5年前照片上的一容一貌,当时是有意识记进大脑。她想到的是电视新闻里的情节,哪一天需要血型配对,至少还能在精子库里迅速把人捞出来。

华凌比王敏明准备更多,女儿一出生,就小心地把脐带血留下。她听医生说造干细胞时能派上用场,“这样不用麻烦其他”。

中介庄玉磊了解到,国内最早一批单身女性取精生子大概在2007年左右,小孩最大才10多岁,将来伦理上的问题如今并没放大,比如同父异母的兄妹,或者生理学上的父亲,都有可能在以后的婚恋市场上遇到。来自庄玉磊的建议是,孩子恋爱、结婚前,家长一定要问,要求婚检。华凌听后怕麻烦,下决心,将来送小孩出国,远离这些可能。

眼下更重要的是,如何向孩子介绍这位“科技感”的父亲。虽然到现在还没有收到类似疑问,但王敏明还是把答案备下了,幼年的时候,可说是爸爸出远门了,到小学懂事时,就说离婚。真正的答案公布,一定是孩子有相关的生物学、遗传学、医学知识基础,“那得18岁之后,理解起来才不会造成麻烦和阴影”。在这之前,她对大部分人的谎言,都是为了确保那一天,是她自己亲口和儿子说出,这之前,“不想他被任何东西伤害”。

华凌相较之下显得感性,她在等着女儿有些理解力时,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和她“像朋友一样”讲一遍,她认为女儿是独立的个体,应该有基本理解力。

然而,她也常被一个问题困扰,有人曾问她为了满足当妈妈的需求,把小孩带到世界,会不会太自私。面对没有爸爸的生活,人生比一般人要艰难。小孩总是被动的。

她想到自己的悲剧之处,小时候去过亲生父母家——一个高级干部家庭,因超生把她送走。印象里有一个大庭院,盘子里各种诱人的水果,一家人都不用干活,而她的那个家,每天有干不完的苦活。那时她多想选择回亲生父母家,“小孩的命运都是被安排的”。

在如愿得到一个男孩后,王敏明又想生一个女孩。技术和政策打开的生育自由之路,她似乎获益最大。当年生儿子时,上户口很麻烦,她不得不托人找关系,交钱办,到2016年生女儿时,她只在家附近的妇幼保健院做了一份亲子鉴定,去派出所提交,户口两三个月就到手。没有见到父亲,派出所也没有多问。

户口上她的状态是“离异”,“小孩和她姓”依旧是她追求的目标。这一路上,父母的深度参与、小心翼翼保护和维持住“正常的家庭”状态,让她有时感到,单身女性生育自由也许是个伪命题。在中国,生育永远和伦理、亲情、社会舆论掺杂不清。

华凌有时脆弱,但有时能找到一种宽慰,生产完后,养母一直陪伴左右,帮她补充营养、带小孩,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气氛缓和不少,围绕小孩和父母话也多起来。那天剖腹产出来,母亲帮她清洗伤口,一边洗,一边掉眼泪。她能感受到一种很深的爱,“虽然不能选择父母,但爱也许对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散步的“一家三口”。图 / 网络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