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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玫:「灰姑娘」只想弹巴赫

2019年11月18日 文/ 罗芊 编辑/ 糖槭

这是一位近乎「隐形」的华人钢琴家。她成名很晚,30岁去美国,待了6年后去法国,40岁之前几乎没有办过音乐会,2011年,她已经62岁了,因为乐评人张克新的一篇文章,才走进国人视线。法国的《世界报》评价朱晓玫,她总是悄悄走上舞台,穿黑色的衣服和裤子,端坐在钢琴前,她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演奏清澈而深刻,总是能带给我们「灵魂的共振」。

文|罗芊

编辑|糖槭

不动声色朱晓玫在巴黎有一处小小的居所,房子是租来的,50平不到,家里东西很少,就是书、钢琴、桌子椅子、一张床,坐在钢琴旁往窗外看,是一排法国梧桐,树的后边,塞纳河缓缓流过。她今年70岁了,没结婚,没有孩子,一个人在这间小房子里住了近30年。每天7点起来,吃早饭,练4小时琴,没有电话,没有约会。因为不喜欢热闹,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家里,电话有时接得到有时接不到,常有人找不到她,电话打到她朋友那里去,问她的近况。这是一位近乎「隐形」的华人钢琴家。她成名很晚,30岁去美国,待了6年后去法国,40岁之前几乎没有办过音乐会,2011年,她已经62岁了,因为乐评人张克新的一篇文章,才走进国人视线。在此之前,「朱晓玫是谁?在中国,即使是最狂热的音乐爱好者都罕有人知晓」。在那些默默练琴的岁月里,她凭借600多场音乐会获得了欧洲的礼遇和尊重。她在法国数一数二的音乐学校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拥有教职,随意走进一家巴黎街头的CD店,她的唱片总是在最显眼的位置,当她打电话给剧院总机时,接线员常常会说:「你好,晓玫,我认得你的声音。」法国的《世界报》评价朱晓玫,她总是悄悄走上舞台,穿黑色的衣服和裤子,端坐在钢琴前,她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演奏清澈而深刻,总是能带给我们「灵魂的共振」。《费加罗报》也说,她是如此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却又那样谦逊和充满深度——这两种品质在当今世界太稀缺了,当大家都崇尚营销和展现自己,她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盛原这样形容她的人生——这是大家喜欢看到的故事,她的低调做人、她的苦难经历和她的非凡成就,确实很励志,就好像多年的媳妇经过不懈努力熬成了婆,也好像灰姑娘终于熬成了公主。可故事后半段,在这个名字被人知晓后,生活变得吵闹,很多吹捧夹杂其中,走到什么地方都要签名要照相,她觉得「苦不堪言」,也正应了盛原说的那句:你本以为是灰姑娘熬成了公主的故事,可公主本人还在想,「唉!其实当灰姑娘也挺好的,可以多一些空闲时间弹巴赫。」刘苏娴是一位年轻的华人钢琴演奏者,在巴黎待了10多年,她这样形容这座城市,「巴黎只有100多点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60分之一那么大,20个区每个区都有音乐院校,有些区还有两三所,非常饱和,能在这里出来,真的太牛了。」这里的观众也是「全世界公认的难搞」——法国人清高、优越感很强,你太炫技了,他们觉得你就是在炫技;你演奏过于简单的作品,他们觉得你技术不行;你真的需要足够出色,在台上还得有气质,那个气质就是法国人都喜欢的那种气质,像一幅印象派的画,不动声色的,但是下面的人都「疯」了。朱晓玫是不动声色的。她从来不穿晚礼服,只穿面料很舒适的服饰,纯色的、没有任何修饰的那种,还特别地谦虚,整个人往那里坐,气场是更强的。刘苏娴听她现场的演奏,「那种气质,更像个学者」。旅法钢琴家鲍释贤也说,「她弹琴没有任何show off 的东西,没有大的动作,完全没有自我英雄主义。」在巴黎,音乐会来的是什么人往往证明了演奏者的地位,一场受到「圈内」认可的音乐会,比较好的位置,将会坐着一片白头发的人,他们是听了一辈子音乐会的老巴黎,代表最挑剔的音乐审美。而朱晓玫的音乐会现场,总是能看到那片白头发。鲍释贤还记得一件小事,那是2008年前后,他19岁,刚到法国不久,在波里尼一场弹巴赫的音乐会上遇到了朱晓玫。那时59岁的朱晓玫在欧洲已经很有名气了,中场休息时间很紧,鲍释贤走上前去自我介绍然后说,「朱老师,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跟您上课学习一下」,朱晓玫双手合在一起,身体向前倾了倾,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也是来这儿学习的。」

纪录片《一位中国钢琴家与巴赫》剧照 图源豆瓣

像水一样朱晓玫很少弹李斯特或者拉赫玛尼诺夫这种华丽的乐曲,她弹得更多的是舒伯特、巴赫、海顿、贝多芬等德奥系严肃艰涩的大曲,其中巴赫是弹得最多的,仅《哥德堡变奏曲》她就演奏过250多场。这可以称得上是巴赫最难、最长的一首曲子,曾被人誉为「一匹人人均想驾驭的战马」,它隐藏着大量技术「暗礁」,原本是巴赫为有两个键盘的羽管键琴创作的,到了钢琴上却要在一个键盘上演奏,两只手需要不断穿梭,「虽然只有两只手,但是要弹出五个人在说话的感觉」,而且它充满哲理性,不像浪漫派音乐那么易懂,观众很难一直跟着往下走。巴赫生于巴洛克艺术的鼎盛期,他的音乐声部很多,结构感又强,乐评人田艺苗形容,巴赫的音乐有数学的「绝对美」,让我们懂得了规则和秩序,他的作品,一个音都不能改,像逻辑缜密的欧洲大型建筑,如果弹得不好,一点也不美,咔嚓咔嚓,听来简直像切菜。在中国,钢琴比赛鲜少有人会弹巴赫,因为不是特别讨巧,弹得好大家也未必能听懂。在欧洲,朱晓玫的演奏会门票提前半年便会售空。Michel Mollard是一位法国的企业家和乐评人,因为听音乐会成了朱晓玫的乐迷,认为她是「巴赫最好的演奏者」。迄今为止,Michel听过朱晓玫500多场演奏会,他能感觉到朱晓玫演奏巴赫时的「那种能量」,就像中国的书法,沿着一条线,沿着一个方向,「我看见了这条线,感受到了这种能量」。他一直很疑惑,一位中国女性怎么能将巴赫演奏得那样好,尤其是《哥德堡变奏曲》,朱晓玫的版本,不像古尔德那样有机械的火花,「像水一样,纯粹又自然」。巴赫是需要时间的艺术,40岁之前,朱晓玫几乎没什么办音乐会的机会,「这是坏处,也是好处」,这样她才有时间去钻研巴赫,现在听人弹《哥德堡变奏曲》,她一下就能听出到没到火候,「就像吃东西,一口就知道它是不是煮烂了」。田艺苗的理解是,「钢琴家的性格往往决定了她的路线。」钢琴家种类非常多,有些人擅长赢得和乐队合作的机会,有些人擅长上台,有些人擅长录音,有些人擅长教学,「朱晓玫这个人非常的单纯,就是专注地练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弹好巴赫。」

纪录片《一位中国钢琴家与巴赫》剧照 图源豆瓣

故事他们都知道九月,朱晓玫受音乐在线教育平台「云音符」的邀约回国,在几所高校办了分享会。几乎没有对外宣传,观众还是挤满了音乐厅。她有一双非常干净的眼睛,像水洗过一样,说话轻声细语却很有力量,许多苦难的经历,她都是浅浅地带过,问得细了,她会说,「啊,故事他们都知道,可别再问下去了。」

朱晓玫有一本自传,名叫《河流与她的秘密》,「河流」一词源于朱晓玫对巴赫的理解,巴赫在德语中有「溪流」之意,水周而复始地流逝,无所而不往。田艺苗初听她弹的巴赫,「青翠欲滴,原来有生命的声音是这样的」,知道她的人生经历后,更觉得「慈悲高洁,还能听见珍贵的真挚、执着与坦荡」。朱晓玫生于1949年,由于政治原因,刚出生没多久,家里便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财产。父亲原本是医生,母亲原本是个富家小姐,父母结婚时,婚房买在上海复兴公园对面,是一栋复式公寓,因为外公做进出口贸易生意,母亲会弹钢琴,知道卢浮宫里最好的画,就好像亲眼见过它们一样。1950年夏天,朱晓玫随父母投奔亲戚移居北京,他们住在挤了11户人家的小四合院里,地板是黑的,尿布挂在窗户上,夜里能听见老鼠在啃天花板,尽管拮据,母亲还是送她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念书,她自愿一天练琴10小时,那时的她喜欢李斯特,贝多芬,至于巴赫,太艰涩了,总是被她留到最后。句子很长,像一串珠子,有时候一个音弹错了,就没办法接下去。14岁时,她本要迎来自己人生的第一场独奏会,演奏曲目都准备好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莫扎特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第23号和肖邦的练习曲作品第25号第3首,音乐会前几天,她和3位同学偷偷去屋顶玩,她说了一句玩笑话「如果我跳下去怎么办?」被同学举报「朱晓玫想自杀」,音乐会变成了自我批评会。朱晓玫的20岁到30岁——一位钢琴家最好的时候,几乎都是在上山下乡中度过的。张家口冬天的气温时常零下20度,房间像一个石头砌的冰箱,弹琴成了她取暖的方式,她央求母亲偷偷将钢琴寄过来,用音乐老师潘一鸣教她的方法,弹巴赫的复调音乐取暖,一只手摁住一个声部的同时,另一只手得去弹其他声部,一撑一压,手指自然就暖和起来了。

青年时期的朱晓玫 图源网络

1980年,朱晓玫已经超过30岁了,在老师的鼓励下,她决定前往美国学习音乐。她在自传中写下:生活给了我什么?我三十多岁了,文化大革命夺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我想弥补失去的时间,看看还能走多远,我知道参加国际比赛已经太晚了,但那又怎样?钢琴对我来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已经准备好进入未知的世界。然而,美国六年是一趟现在回忆起来十分幻灭的旅程。先是生存问题,她在一户富人家做家庭清洁工,擦地、洗衣、熨衣、洗碗,由于聚会众多,每次清洗完盘子都临近午夜,还得清理游泳池。居无定所是常事,最多的时候,她一年搬了35次家,朋友们取笑她,「如果要把晓玫的名字记在通讯录里,得给她的地址留三张空白页。」最难过的是一年春天,雪融化了,水渗进地下室,所有的东西都浮在水面上。她想,要不然不弹了吧,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巴赫和贝多芬的乐谱闻起来都一股酱油味。」努力了3年,她终于获得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文凭,可是也得不到演出的机会。她感到自己与这里开放外向的文化氛围不合,时常陷入沮丧,后来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去了法国,「那个对艺术家最挑剔也最尊重的地方」,一切才稍微顺遂起来。在法国,她租住在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她在这里结识许多朋友,Michel Mollard说起到他们的相识,是因为一次「借琴」,刚到巴黎时,朱晓玫买不起钢琴,总是去朋友家借琴练习,一次她找不到琴练,试着给Michel拨去电话,不到半小时,Michel便送来了自己家里的门钥匙,他放下了公司的高管会议匆匆赶来,「因为钢琴家比什么都重要」。1989年,朱晓玫40岁了,终于在塞纳河边的教堂举办了人生第一场正式的音乐会,弹的是《哥德堡变奏曲》,许多邻居买票来听,她这才知道,因为租的房子隔音不好,邻居们会悄悄躲在家里听她练琴。此后,她的《哥德堡变奏曲》一次又一次被邀请演出,科隆剧院、香榭丽舍剧院都办过独奏会,她的唱片总是被评为震惊(Shock)、五音叉(diapason5)、超强(ffff),《费加罗报》曾这么写道:请一定要去听朱晓玫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她的演奏就像作品本身那样纯净无邪。

受访者供图

Music brings people together和大众设想中的「苦行僧」形象相反,朱晓玫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苦的,她觉得自己品尝到了最高境界的快乐,「我最幸运的是,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喜欢音乐了」。直到今天,她每天都在练习,希望用一只手弹出5只手的声音。比起痛苦,朱晓玫更愿意谈的是生活中那些照亮过她的部分。尽管生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她还是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母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人,不太会逼迫孩子弹琴,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家务,是擦拭钢琴。在朱晓玫3岁时,母亲便把钢琴从上海运到北京,那是一架英国钢琴,象牙色的琴键泛着光,手指摁下去,琴键的低音区,声音听起来像一条龙,而高音区,像一只鸟。家里有5个孩子,生活艰辛,母亲一点一点卖掉了自己的首饰,却始终没有卖掉钢琴,因为「晓玫弹它」。朱晓玫还记得,自己听到的第一首钢琴曲是母亲弹的舒曼的《梦幻曲》,那是一个暴雨夜,母女俩点着小灯笼,感觉整个世界好像开阔了起来。她还谈到自己的启蒙老师潘一鸣。因为自己的手比正常人还要小一点儿,潘一鸣老师第一堂课便发现了这一点,鼓励她,「某些情况下小手会创造奇迹」。这是一位很有想象力的老师,他的课堂有许多比喻,令人放松,他会让大家感受琴键的触感,大拇指放松,所有手指才能放松,想象自己是一只猫,用猫爪子抚摸琴键,怕它疼的这种感觉,想象你在揉面,琴键是柔软的,而不是硬梆梆「啪」地触键。他还带学生到山上去,一起看书,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福楼拜,甚至,他会教你,音乐是有颜色的,有时是橙色,有时是蓝色,每一个音符都是天鹅绒盒子里的一颗珍珠,弹琴时要有一个画面,一个故事,或者一种感觉。如果想要弹得又清亮又快,先慢而响亮地弹奏,然后又快又轻柔地弹奏,最后就能又快又大声地弹奏了。

细细想来,命运出现转机时好像总是有巴赫。在光秃荒芜的中国农场,巴赫的乐曲不仅温暖了朱晓玫的手指,还温暖了她的心灵,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她甚至开玩笑,应该在药店里卖巴赫的CD,比什么「百忧解」(Prozac)都好用。巴赫给人的是平和,它不是大悲大喜的,而是很清淡的,让人非常舒服、平稳的东西。在美国时,朱晓玫需要借用别人的钢琴练习,才能申请到学校,每次练琴,都要看主人脸色,直到有一天,她弹奏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主人安静下来,什么都没说了,于是她每天都花6小时来练习这首曲子。每次弹奏,朱晓玫都觉得这支曲子来自寂静,就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过去这些年,她演奏了超过600场个人独奏会,她告诉《人物》,其中有两场做到了「忘我」,都是弹的《哥德堡变奏曲》。说到这两场在教堂举行的音乐会,朱晓玫目视前方,好像回到了那时,「剧场不存在了,观众也不存在了,什么时候曲子完了也不知道,自己都不存在了,音乐直接冲向观众,那种忽然安静的,空气都凝固了的那种感觉,能量真是不得了。」她在美国时虽然困苦,但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乔多斯教授(Gabriel Chodos),这位教授师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钢琴家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是美国很有名的钢琴家,却会在音乐会结束时问朱晓玫,「你真的认为我有能力举办音乐会吗?我该继续吗?」这样的谦卑深深影响着她。她也几乎每天都会挣扎,我是该继续弹呢,还是就干脆别弹了,再也别弹了——不是因为生活辛苦,而是因为觉得自己弹得不好。每次录完音后,朱晓玫都不敢听自己的CD,怕发现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有一次,朋友在汽车上放了她的录音,问她,觉得这个弹得怎么样啊?她说,还可以啊,朋友哈哈大笑,告诉她,这是你自己弹的。她经历过动荡的年代,有着很深的愧疚感,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幸存者,「我们这一代人,死的死,残的残,放弃的放弃,我的音乐,要献给那些再没有机会的人。」2014年,她受邀回国办了几场音乐会。济南那一场,当年音乐学院的同学们没有告诉她,从世界各地赶来,默默坐在第一排,都低着头,怕打扰她,演出结束后,灯光亮起,大家全都站起来,那一刹那,她感觉到了同辈的支持。这场音乐会,就像她在自传里写的那句:Music brings people together, in ways that politics or religion cannot。

朱晓玫在四川音乐学院演出 图源豆瓣

莫扎特的曲子短暂回国后,朱晓玫又回到了巴黎的家,这里距离卢浮宫只有十分钟,离巴黎圣母院、毕加索故居、伏尔泰故居都很近。巴黎的天气一年四季都不热,天空很蓝,她时常漫步在塞纳河岸,看咖啡馆服务员飞快地招呼客人。尽管腿脚已经有些不方便了,拎包跑腿还是她自己来。物质和欲望好像都和她没什么关系,她鲜少购物,积攒了很多年的钱,最后在房子和钢琴之间,选择了一台斯坦威三角钢琴,母亲曾教育她,钢琴不是一个物件,而是「家庭的成员」。旅法钢琴家顾劼亭这么形容她,「朱晓玫老师,她身上很少有世俗的东西,好像所有关于朴字组词,朴实、朴素,质朴……都可以往她身上揽。」这些年,朱晓玫穿的衣服都是妹妹和朋友帮忙买好的,赞助商邀请她参加活动,要给她订商务舱,她说经济舱就可以了,一次她去音乐会弹琴,门卫误把她认成了女佣,说今天早上女佣已经来过了,她一点不生气,「把我当成普通人,多好这个评价。」顾劼亭还记得第一次去朱晓玫的家,那是她们相识第五年的中秋节,她去巴黎市中心的中国城买了月饼,打电话问朱晓玫,「是不是方便,我去看看你」,听到那声「好啊」,提着月饼就去了。尽管有心理准备,顾劼亭还是有些震撼,她没有想到,一位年近60的钢琴家,还住着租来的房子,什么家具都没有。「一个有本事的人在乎钱,她一定能挣到钱,朱晓玫老师很有本事,经济状况一直都不怎么好,就说明她不是很在乎钱这个事儿,对吧?她不觉得自己是贫穷的。」在巴黎,她们聊的大多数都是审美层面上的一些东西,文学、艺术、历史。顾劼亭回国后,尽管两个人好几年才能见一次面,都很怕打扰对方,有时,顾劼亭会收到来自朱晓玫的留言:顾劼亭,你最近怎么样啊,我最近挺好的,好了,那就不打扰了。「就像一封信一样,问候一下你怎么样。至于这封信什么时候能到你手里,什么时候你还能回信,她都不会计较。」朱晓玫在巴黎的生活还是那样,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弹琴,这是一天的开始,有时候她弹到都有点不懂了,才觉得安心,「因为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弹得已经很好了,这说明你没有进步了」。 她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钢琴,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在70岁这个年纪,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时,她回答说,「可能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孩子,买了三四套房子,也可能早离婚了,因为结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真是不堪设想。」许多朱晓玫的同学会担心,她年纪越来越大,如果她生病了,谁来照顾她,年少时音乐学院那批同学,有人做了房地产经纪人,有人成为针灸师,有人从事钢琴进出口业务,有人成为音乐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富有了,除了朱晓玫,大家很想关心她,但是又怕打扰她。朱晓玫反而很淡然。前些时间,她录了几位音乐家最后的作品,贝多芬、舒伯特、海顿、莫扎特,她发现,莫扎特最后一首作品跟第一首作品一样,他对死亡没有恐惧。她也希望自己做一个对死亡没有恐惧的人。音乐家会聊的一个话题是,「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曾有人问过她,「晓玫,你的葬礼上要放哪一首巴赫,是《哥德堡变奏曲》吗?」现在她找到答案了,她不想在自己的葬礼上放巴赫。莫扎特是永远年轻的音乐,他从来没有长大过,莫扎特最后一首和第一首是一样的,纯真,对生活的热爱,永远像个孩子。她希望自己的葬礼上放的是莫扎特的曲子。

受访者供图

部分资料来源于朱晓玫的自传《The Secret Piano》出版社:Amazon Crossing; First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dition (March 6, 2012)作者:Zhu Xiao-Mei译者: Ellen Hins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