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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朵 归来

2021年1月27日 文/ 林秋铭 编辑/ 金石

很多关于「归来」的故事,大多都有一个逃出束缚、重获新生的大团圆结尾,对于阿朵的归来,这似乎也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故事,但生活的真相并不止于此——在这个的故事中,阿朵的确摆脱了那些曾经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也找回了一部分的生活和自我,但却并没有真正地逃出内心中最深层的束缚。

文|林秋铭

编辑|金石

摄影|吴明

造型|THEXIStudio

发型|刘静 (YIN studio)

化妆|小园(YIN studio)

独家线下战略合作|红砖美术馆

「翻红」

最初接到《乘风破浪的姐姐》的邀约时,阿朵是拒绝的。一来,她怀疑如今40岁的自己是否还能像20多岁时那样唱跳,二来,她也早已不再是那个靠唱跳名扬天下的阿朵。

40岁的阿朵还在做音乐,但做的是新民族音乐——在「逃离」娱乐圈5年后的2017年,她创立了一个音乐文化公司,取名「生养之地」,志在推广在湘西、云贵少数民族音乐基础上创作的新民族音乐。一年后,「生养之地」旗下的首个音乐厂牌「未来民族」创立,在这个团队中,阿朵不仅是创始人,还是最醒目的那个人。

厂牌成立的那一年,阿朵带着一批民族音乐人出了一张专辑,取名《死里复活》,还做了同名音乐秀。无论是专辑还是音乐秀,口碑都很不错,尤其是专辑,豆瓣评分8.9,还入围了第61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的提名竞选资格,只是,在市场上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音乐秀结束以后,《死里复活》的制作人陈伟伦和阿朵有过一次单独交流,他们对坐在餐厅,阿朵说,自己压力很大,「我做了那么多东西,哪里是出口呢?」秀已经做完了,专辑还是没有水花,接下来该怎么办?

收到《乘风破浪的姐姐》的邀约后,阿朵在公司楼下遇见了音乐制作人馬RS,阿朵问他,「馬RS,我能不能不去?」馬RS回答她,「你一定要去,为什么不去?我们能够想象这很辛苦,但它能更快地帮助我们推广音乐,推广你想做的东西。」

馬RS向《人物》提起了公司初建时的窘境,为了公司的运转,阿朵曾卖过一套房子,当时,他们做的音乐市场反馈并不好,公司甚至一度发不出员工们下个月的工资——这也是馬RS鼓励阿朵去参加综艺的原因,他向《人物》解释,对于「未来民族」这个厂牌来说,阿朵必须要往前走一段,才能将身上的流量慢慢转化到其他音乐人身上。「说白了,没有阿朵,就没有这个公司和这个厂牌嘛,所以她永远是牵头的人。她像灯塔一样,她在哪儿,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发展这些东西。」

好友们也接到了阿朵的询问。曹方反问她,「你不开心不想去,为什么要答应呢?」阿朵告诉她,「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公司活下去了。」

最终,阿朵接受了邀约,成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初舞台时,一身少数民族服饰打扮的阿朵唱了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扯谎哥》,现场得分并不高,只有79分,但乐评人耳帝却发微博称,这首歌是他在整个初舞台中最喜欢的表演,「高级又天然,先锋又民族……单是音乐本身,她的前卫度就丝毫不输给年轻人……」

从结果来看,《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确带给了阿朵很多收获,尽管第二次公演后便离开了舞台,但被淘汰的那天,阿朵先后收获了5个热搜。

有观众将阿朵的这段经历形容为「翻红」,阿朵并不介意这种说法,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不久后,《死里复活》、《未来民族》两张新民族音乐专辑及预售的黑胶全网售磬。

阿朵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 图源受访者

「摇钱树」

在对阿朵的初舞台进行点评时,耳帝还提及了阿朵的那段逃离,「她曾经体验过现代声名的喧嚣与浮华,这是通过一种女性被物化的审美形态所带来的,然而又在某一个阶段重回生活与自然,寻找返璞归真的力量,这是一个人自我审视与内心净化的过程。」

这似乎也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故事。

阿朵来自湘西,7岁学舞,13岁进入部队做文艺兵,1998年,18岁的阿朵获得了第八届CCTV全国青歌赛专业组优秀奖,两年后,她离开文工团,签约日本制作人小室哲哉的香港唱片公司,成了一名歌手。

刚出道不久,阿朵给好友兼化妆师秋苹打电话,「秋苹,我想在下巴上打个钉,你觉得怎么样?」秋苹赞同了她的想法,「非常好啊,这样子你就能和别人区别开了,有一个标志能让人记住。」

阿朵去打了那个钉,但最终让观众记住她的那个标志,并不是那个钉。

她被印上的第一个标志,是唱跳。2005年春晚,阿朵因为一首唱跳的《再见,卡门》爆红。当时的唱片公司太合麦田为阿朵做出的定位是「东方麦当娜」。21世纪的前10年,是唱跳歌手极其吃香的年代,「那时提起唱跳歌手,基本上就是要邀请阿朵。她是TOP级的。」前经纪人赵雁告诉《人物》。

2007年,穿着白色比基尼、举着摄影机的阿朵登上了《男人装》杂志的封面,那期杂志在3天内卖出了50万册——这不仅创造了一本期刊销售的奇迹,还将第二个标志牢牢地贴在了阿朵的身上——性感。

在曾经的文工团岁月中,这曾是阿朵最想掩盖的特质。

17岁那年,阿朵进入北京二炮文工团做舞蹈演员。丰腴的身材导致她在文工团里遭到排挤。自传《烟雨凤凰》记录了她在舞台侧幕条边和更衣间里,听到其他舞蹈演员对她的评价,「她过于丰满的身体对于舞蹈演员来讲是种耻辱」、「她对男人的笑很风骚」……这对少女阿朵的伤害很大,她开始节食减肥,用裹布把胸部勒缠起来,希望它们平坦一些。文工团里只允许存在整齐划一的群舞,因为胸部丰满,表演时,阿朵始终没有站在舞台中心位的机会。有时,某个阵型缺一个人,由阿朵补上,换阵型了,就让她下场。

文工团时期的阿朵图源网络

但10年后,曾经令阿朵深陷自卑的那个标志,却变成了她在另一个系统中最耀眼的标签。

前经纪人赵雁向《人物》解释早期唱片市场的运行机制,「早期的歌手打歌,一套衣服都要一直穿在身上,不能换,要强化大家对你的这个印象。三个月的唱片宣传期,你要不停地跑电台,跑电视台,然后再是各种商业性的演出,小型的歌迷见面会,不停不停地唱同一首歌,这种行程是非常恐怖的。」

那时的阿朵,常常一天飞3个城市,持续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经历过旧太合麦田时期的工作人员回忆,「公司揭不开锅了,就让阿朵去接商演,赚钱来养公司。」

公司还希望将阿朵的价值放得更大,例如,在性感的尺度上,「再过一些」。阿朵觉得「这不太对,好像不是作品」,但也同意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更有关注度」。后来,《千面》的MV因大尺度遭到禁播,原因是:该歌曲歌词中有着强烈的「性暗示」嫌疑,阿朵的服装与舞蹈表演的尺度过于大胆。

阿朵因性感获益,但也被反噬。她为美食杂志拍拉面的广告,穿的是半裙和裹胸,但杂志社后期将裙子修改成了三点式的比基尼。出版商找到阿朵,希望出一本写真集。所有的拍摄要求都围绕着性感。写真集印出来,阿朵发现,整本书的设计、选图、包装,很像书摊上售卖的情色杂志,她连夜包下了首印的5000本写真集,中断了销售。

尽管已经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一点点榨干,但阿朵依旧做着那棵「摇钱树」。若干年后,她向《人物》回忆,「公司没有明文说,阿朵你必须要去赚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只有努力挣钱公司才能对我好,才能帮我实现我的梦想。」 她苦笑起来,「那时候形容自己很像岳飞,『忠孝两全』,活活把自己累死。」

提起阿朵,同为歌手的好友王筝对一个场景记忆犹新。她们结识在北京二炮文工团,没有表演的时候,她们会相约去吃小龙虾,有一次,吃着吃着,一只小龙虾从后厨爬到了阿朵的脚上。王筝以为阿朵会尖叫或者跑走,没想到她指着龙虾兴奋地大喊,「老板!龙虾!活的!」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认识她,你也会喜欢她。她那个时候的笑容和样子,真的是会发光的。」王筝说。

但从2008年开始,王筝发现,那个发光的、向日葵一样的阿朵不见了。她那时常常接到阿朵的电话,在电话里,阿朵哭着说想要休息,「说自己被抽干了,需要往蓄水池里蓄水。」

2008年6月,在和公司发生一些分歧后,阿朵第一次决定逃离。她在博客上写道:「原本在今天,将是我酝酿了两年多的新唱片发片日,但在这我想对所有期待这张唱片的朋友说:很抱歉,我又食言了……因为那时我所写所唱的这些歌,对于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来讲都是靡靡之音,无痛呻吟,我找不到一个好的状态去面对!我决定告别舞台一段时间,我想至少3个月吧。离开北京,离开浮躁,去寻找一个新的状态,过一段自己想过的生活。」

随后,她去了英国游学。但3个月后又回来继续做歌星,「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还有一年的签约,我想我要履行完我的责任,要继续工作,再做一年摇钱树。」

2007年,阿朵登上《男人装》杂志封面

裂痕

在第一次为《男人装》拍摄封面的4年后,2011年,阿朵又为这本杂志拍摄了一组封面。第二次的封面,呈现了一位女性,被包装、被追捧成巨星,而又受伤、碎裂的故事。在《男人装》的采访中,阿朵讲述了一个未尽的拍摄想法:她穿着晚礼服,面带笑容地走在红毯上。礼服是透明的,人们能够透过衣服,清晰看见她完美躯体上的伤和纱布。秋苹知道,那是阿朵的一种自我表达,「从里到外,她都已经有裂痕了,但是外壳看着还没有变化,觉得是完好的。」

前经纪人赵雁记得,她和阿朵的初次见面在一家餐厅。那是2010年春天,当时,阿朵已经离开了太合麦田,签约了光线,正在建立自己新的团队。那天,屋子里很热,在场的人都穿得轻薄,只有阿朵还穿着秋裤和一件厚重的外套,她说自己好几天没有出门,已经感知不到外面的气温和季节的变化。

尽管离开了曾经的公司,但此前的疯狂运转已经令阿朵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她把积蓄悉数交给妹妹打理,不记得任何一张银行卡的密码。所有的充电器都贴好了贴纸,助理一一叮嘱她,「这个是iPad充电器,手机充电器,电脑充电器。」王筝到她家里,发现洗碗机和炖锅都是新的,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家里的衣服四散,王筝需要刨开成堆的衣服,才能找个空地坐下。

混乱的生活中,人的情绪也变得极不稳定。那几年,阿朵的团队称她为「老佛爷」——饭不合胃口,阿朵都会大发脾气。

但签约新公司也没能让一切变好。

据赵雁回忆,2011年开始,阿朵就有了做全国巡回歌舞秀的想法,「她当时的音乐方向还没有转,但其实已经在做准备了。」她找国内的歌舞秀从业者聊天,去日本看椎名林檎的演出,去美国的百老汇。每看完一场演出,阿朵都要做笔记,「某一场演出的某一个小点,只要她觉得好,都想融合进来。」

阿朵想完成的歌舞秀,在当时来说是相当超前的尝试,她甚至在舞台上实现全息投影。但结果并不尽人意。「她想要做的那个事情,当时够不到吧。从她的能力和精力考虑,这个工作难度太大了。」赵雁说,「做歌舞秀是挺庞大的一个项目,光靠我们一个小团队其实是不足以支撑的,这个投资下来如果按照她的那个想象,可能大几千万,甚至上亿都是有可能的。那时公众对这种少数民族的东西,你个人的一些表达啊,不太关心的,她后来发布的一些歌,整体关注度和传唱度都达不到预期。」

那时,阿朵出去演出,导演组问的还是,「能不能跳《Mr.Honey》,能不能跳《千面》?」

《Mr.Honey》MV

当时,正是影视行业快速发展的阶段,新公司希望阿朵去拍戏,把她安插在剧组里,去做女一号,阿朵不愿意,一年后,她和新公司解约。

她像是一只被困在倒扣杯子里的飞虫,醒来了,却来回撞击玻璃的杯壁。阿朵后来和曹方提起,「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在表演,扮演一个叫做『阿朵』的角色。」

苗族情歌传承人蝶长和阿朵的结识是在选秀节目《激情唱响》中。当时,阿朵是评委,蝶长是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在决赛现场,蝶长唱了一首苗语歌,他注意到,听完歌的阿朵眼睛亮了起来。在后台,阿朵邀请蝶长录制自己新歌的和声,还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到他的老家苗寨过春节。对于这个请求,蝶长很意外,在他的印象里,阿朵是杂志封面的流行歌手,是很遥远的存在。

那年春节,阿朵真的去了蝶长的老家,寨子中,蝶长的族人们围着阿朵,跳芦笙舞和铜鼓舞,阿朵和蝶长的父亲一起喝酒,笑得很大声,说她以后还会来。

春节过后,蝶长发现回到北京的阿朵消失了。短信没回复,电话也无法接通。而那时,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阿朵已经濒临崩溃——《激情唱响》第二季的发布会上,阿朵作为评委出席。轮到阿朵讲话时,她需要把一只胳膊搭在主持人大左的肩膀上,让他撑着自己。不久后的某个晚上,赵雁接到阿朵的电话,她想要取消第二天央视晚会的录制。那天夜里,阿朵的心脏突发剧痛,她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工作了。

后来在《星月对话》的采访中,阿朵提到了当时自己的遭遇,除了工作的透支,恋情也遭到了背叛,对于那个阶段,阿朵向《人物》回忆,「不管对爱情,还是对事业都很失望。问自己,怎么人是这样的呢?奉献了所有的热情、时间、精力、健康,甚至是自己的金钱,所有东西都给出去了,怎么还是得不到你认为的一些支持、爱和信任呢?」说这番话时,如今以淡然示人的阿朵少见地出现了情绪激动,她将身子前倾,不停地用双手比划着。

那段时间,秋苹也暂停了手里的工作,在家里陪着阿朵。每天,阿朵都和秋苹重复念叨相同的话,说她在情感上遭受的打击和事业碰壁的痛苦,秋苹这样形容当时的阿朵,「就是股票跌到谷底了,一毛钱,马上清仓割肉,没有比那更差的了。」为了避免两人都陷入情绪的黑洞,秋苹提议一同出门旅行。

她们先去了韩国,后来又去了西双版纳。当时,王筝的另一位好朋友曹方已经定居在那里,那次离开西双版纳之前,阿朵突然拉着曹方的手说,「我一定还要来找你。」

复活

一个月后,在西双版纳的机场,阿朵又出现了。曹方远远看见她孤零零地挎着行李,身边罕见地没有一个人。

那时,曹方和阿朵并不熟,她只是应王筝的嘱托帮忙照看对方。在酒店住了两天后,阿朵给曹方打电话,「我能不能住到你家去?」曹方吓了一跳,曹方是一个看重私人空间的人,不愿意别人侵入自己的生活,但阿朵给了曹方无法拒绝的理由,「我晚上睡眠不好,心脏会忽然跳得快,有时候又不跳了。我怕住在酒店,要是心脏骤停,没有人会发现我死掉了。」

曹方只好把她安排在妈妈家里,和她住在一个小区。在曹方妈妈的印象里,阿朵是电视上那个打扮火辣的性感女郎,她满脸担忧地问曹方,「哎呀,这个,会不会相处不了啊?」住了一段时间后,曹方的妈妈会把曹方拉到一边说,「这个孩子不知道是受了什么苦,半夜经常听到她在房间里偷偷地哭。」

那时的阿朵,常常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她们去山里过夜,那天的月亮又大又明,黄澄澄的。阿朵迷迷糊糊地指着月亮问曹方,「曹方,那个是灯吗?是路灯吗?」在去往景洪市的高速公路上,阿朵倚靠在后座,曹方以为她又昏睡过去,就把音乐关了,才听到阿朵轻轻地说,「曹方,好美的夕阳啊。」

每天清醒的时候,阿朵的耳朵里总是有「嗡嗡」的轰鸣声,这是长期失眠造成的耳鸣。失眠的她,只有在曹方家客厅的沙发上才能睡着。曹方的小狗「铁锅」陪着她,一人一狗蜷缩在1米2的沙发里。阿朵告诉曹方,「曹方,这个地方给了我一种安全感。」

作为歌手,曹方的故事也有着和阿朵相似的开头,在2000年前后,她们先后踏入娱乐行业。与阿朵不同的是,曹方始终在系统边缘游走。「其实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我们都很懵懂的,会被公司安排去上这样的节目,去路演,去电视台的晚会。但在入行之前,我是很明确的,要保有我自己的空间,按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我从一开始,就拒绝掉那些了。」

只是,生活的奇妙就在于——最终,两个做出了不同选择的人在西双版纳相遇了。

在西双版纳,曹方是阿朵的唯一一根稻草。全天24小时,曹方都有可能接到阿朵求助的电话——她在超市购物不会刷条形码,不知道夏天要盖多厚的被子,学不会怎么用淘宝网购。阿朵频繁的请求让曹方喘不过气,「看到她的电话号码,脑袋就会『嗡』地一下响起来。」

好在还有音乐,两个同样爱唱歌的人还是成了朋友。

曹方记得,阿朵当时背着一把吉他,去哪儿都带着。磨了大概一个星期,她终于写成了一首歌,拉来曹方弹给她听。弹完半首,阿朵激动得在沙发上蹦,「我居然也会这样写歌了!」 那首歌叫《叶子花》,叶子花是西双版纳常见的一种花,也叫三角梅,一年四季都会盛开,她们去郊外的村寨里散步经常会看到它。

曹方记得那天阿朵好开心,「她说,她从小看着别人弹琴写出自己的歌都好羡慕,现在她才体会到那个状态,她太幸福了。听完觉得很可爱,又很心疼。」

后来阿朵住进了西双版纳的山里,每周,曹方都会上山找阿朵。她们去森林里找种子,挖腐质土,买来堆肥的桶,整理厨余垃圾。听见动物的叫声,她们就循着声音找它们的行动踪迹。在曹方看来,过去的30年,阿朵是丢失了生活,最后又不得不走回到生活里。

和曹方出游的阿朵图源网络

阿朵刚离开北京时,工作室以为她还会回来,一直没散。赵雁为她处理离开后的各种事宜,向活动方致歉,婉拒了所有演出。渐渐地,来找阿朵的人越来越少。赵雁和同事们也意识到,阿朵不会回来了。工作室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后来,赵雁得到了一个机会,也离开了,阿朵安慰她,「多好的机会,你别在我这里耗着了,去吧。」

在西双版纳待了大半年后,阿朵又去了美国,学习心理辅导。

在美国,她每天6点起床上课,下午5点钟放学。偶尔在学校里被人认出,她抢先一步和对方交代,「嘘,不能说,不能叫阿朵。」老师分配值日,她选了最难清洁的厕所,每天放学后,从擦拭洗手台到冲洗马桶,她需要清扫一个小时。她扫厕所,认出她的人就围在厕所门口看,她不管,清扫完就回家做饭,日子过得踏踏实实。

2013年,阿朵的侄子周科羽从家里人口中听说,姑姑回来了。那时他正在老家湘西过大二的暑假,听到他的专业是音乐制作,阿朵突然向他发出邀请,愿不愿意一起去其他地方采风?周科羽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第二天,他们就开着一辆越野车,带上睡袋、音箱和收音装备,从湘西出发,到云南、贵州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采风。

对阿朵来说,这某种程度上是一次「回到来处」的旅程。她记得小时候,家里攒了一笔钱,一家人在犹豫,到底是买电视机还是脚踏风琴,后来选择了电视机。打开电视机,外面的那个世界真好啊,阿朵觉得。于是,那时的她就是想走出去,去外面看看。

在外面漂了许久,经历了真正的起落,再回来,阿朵发现,这个世界居然这么美。尤其是音乐。湘西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几乎是和音乐融为一体的,纺线的声音、筛米的声音、打糍粑的声音……「现在住的房子的门,它不可能再有木门一打开『嘎——』的声音。但是我爷爷奶奶他们住的房子就是这样的,他早早地,『嘎——』就出门了,接着他又回来『嘎——』做好早餐了。那扇门就像一个钟表,『嘎——』就是一个指针。」阿朵就是在这些音符中长大的,「那个声音里面是有情感和回忆的。我想把它们留在音乐里。」

这样的采风持续了三年,他们保存了几百上千张音乐小样,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新专辑,阿朵为新专辑取名——《死里复活》。

带着《死里复活》的小样回到北京时,朋友们感受到了阿朵的变化。专辑制作人陈伟伦记得,在「死里复活」的音乐秀里,阿朵做了一个出奇的尝试:演绎《阿爸说》那首歌时,她在舞台上搭灶生火,还煮起了饭,现场弥漫起了一片饭香。「她想通过饭香打动观众,去描述家庭和对家庭的期盼。这是个很厉害的创意,她开始懂生活了。」

「宿命」

2017年再次回到北京后,阿朵成立了文化公司、创立了音乐厂牌,相继签下了蝶长、央格里、龙仙娥等非遗传承人,她也再一次成了那个需要对很多人负责、同时也被很多人需要的那个人。

作为公司的合伙人和厂牌的管理者,阿朵要创作、要演出、要学习管理,像家长一样地督促大家学习,「要懂得进取」,「要勤做笔记」。说到这里,馬RS问另一位工作人员,「你还记不记得朵姐经常和我们说的那句话?」随后,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厂牌和新民族音乐,她上节目,接受采访,直播带货,最忙的时候,工作量与十年前几乎相当。她还报名参加了企业管理和理财的课程。给朋友传送的照片里,阿朵和一群中年男性站在一起,打扮得像是一个女企业家。「简直不可想象她怎么会做那样的事情。」曹方说。

2020年11月底,与《人物》见面的当天,阿朵扎着松散的丸子头,戴一副大框架眼镜,踩着运动鞋,看似轻松随意,但一落座,助理便在她面前一一摆上了保温杯、冲剂,还有一板胃药——一个月前,她因为胃病复发,住了一个星期的院。

高强度的工作又开始透支阿朵的身体,在那段长久的逃离之后找回的生活,似乎又在逐渐失去。

阿朵对此的解释是「责任」,「如果是我自己个人发展,我会过得比现在更好。我很轻松。我不用养公司,不用那么多的责任。但是我真的想要看到一群人的成功,这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她习惯于在一个群体中成为那个主导者,朋友们学英语,她会组建一个英语学习群,曹方和王筝也在群里。她规定,在群里发言必须用英文,每周举办一次聚会,全程使用英语谈论某一话题。

每每在接受采访时提到15岁那年在部队做排长的经历,阿朵的神情总是得意的。那时,她手下有20个兵,除了跳舞和编舞,她还要带领大家军训和喂猪。喂猪时,她很怕猪咬人,但是为了有威信,只能硬着头皮喂。为了管住人,她还把自己的年龄说大了两岁——她喜欢张罗、喜欢揽事儿,喜欢被他人需要,喜欢他人都在自己的保护之下,喜欢被人视作强者。

这一切都有源可溯。

在阿朵的家族中,男孩是非常稀缺的——而在湘西,男孩寓意家族兴旺。阿朵至今记得,小时候亲戚上门聊天,忍不住对着她和妹妹叹气,「要是有个男孩就好了。」父母疼爱两姐妹,不透露这些,但亲戚们的闲聊还是会被年幼的阿朵听到,「这些话流露出来的都是遗憾。你感觉你不是最好的,你不是最受期待的,是没有选择才有的。」

阿朵(右二)和家人的合照图源网络

于是,阿朵会暗示自己,要像男孩一样,甚至比男孩还要强。「当我和妹妹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爸妈是希望有一个男孩的。我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所以要从其他地方去弥补父母所希望的东西。」

六七岁时,有一次,看见妹妹被邻居的三姐妹欺负哭了,她一猛子跑出去和三个女孩扭打在一起。邻居把这件事告诉阿朵的爸妈,爸爸听说是阿朵保护了妹妹,把她拉到一边,夸奖她。「我记得那天爸爸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我就记住了,要保护妹妹。只要谁在我身边,我都要保护好他们。」

后来,作为家族的长姐,她出去玩总是带着表亲家的一群弟弟妹妹。现在,她变成家族里张罗事务的大家长,「整个家族谁有难,谁需要帮助,那我肯定会站出来。我的父母和我的妹妹,包括我的朋友,都觉得没有我搞不定的事。阿朵很坚强,什么都能搞定。」

在漫长的个人成长中,父亲当年竖起的那根大拇指已经被阿朵内化成了一种持续的对「强」的追求,她需要搞定所有事,她需要保护所有人,只有这样,她似乎才能被认可。她似乎永远做不到轻盈,这一段她放下了这些,下一段她又会背起那些,就像一只始终在前行的骆驼。

与《人物》的交谈进行到下午5点时,阿朵被一些事务打断,她打了通电话,给朋友的演出订了花篮,助理也提醒我们,她晚上还有一场拍摄、一场演出和一通线上会议。

谈起10年前的生活,阿朵将自己形容成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现在,她有时也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怎么又快要变成陀螺了——但某种程度上,那根抽打陀螺不停旋转的鞭子,似乎也正是阿朵自己,无论10年前,还是现在。

好友王筝说,「这就是她的宿命。」

「强」的另一面

2021年一开年,阿朵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假。她去了一趟海南。在海边,她看到一群渔民在附近撒网、捕鱼。一条鱼从渔网里挣脱了出来,她捧起它,鱼从手心滑过的那一刻,冰凉湿润的触感让她感觉愉悦——她数了数,从去年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后,自己已经有8个月没有停下。

很多关于「归来」的故事,大多都有一个逃出束缚、重获新生的大团圆结尾,对于阿朵的归来,这似乎的确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故事,但生活的真相并不止于此——在这个的故事中,阿朵的确摆脱了那些曾经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也找回了一部分的生活和自我,但却并没有真正地逃出内心中最深层的束缚。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阿朵曾「制造」过一个金句。那是第二次公演前,同组的袁咏琳想将队长一职让给阿朵,阿朵拒绝了,她看着袁咏琳,说:「这是你的功课。」

对于阿朵自己的「功课」,曹方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被视作答案,「你凭着一股猛劲往前冲,拿到了第一名,但懂得放掉第一名,那个过程才是最难的。」

作为朋友,曹方很了解阿朵要强的那一面。

在西双版纳的时候,因为最初的生活能力太差,曹方有一次忍不住问阿朵,「你到底会什么啊?」阿朵听完后没说话,但这件事成了她心里的一道坎。好多年后,阿朵还会和曹方提起这个细节,「你那时候还说我什么都不会呢。」

「虽然我是无意中说的,但真的是伤到她了。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她是王者,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无法接受别人的照顾。」曹方说。那时,阿朵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曹方给她喂鸡汤,她有气无力地说,「我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照顾过。」过了一会儿,她又认真反驳,「我以前可是什么都会的人,我只是没有用过淘宝,只是没有网银,我以前可是很厉害的。」

作为长姐,阿朵每年都要组织全家人一起过年,把亲戚们都带到西双版纳。有一年,她还把曹方、王筝的爸妈都聚在一起,带着三对父母,外出旅行了一次。但那次旅行,曹方缺席了,阿朵质问她,为什么不去?「她真的是可以把她所有东西都给你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说我不喜欢吃这个,她会问,我把最喜欢的东西给你了,你为什么还不喜欢,还不开心呢?」因为这些,曹方和阿朵会爆发争吵,再由王筝来平息。

但曹方并不怪她,因为,在这种「强」的背后,曹方能看到、也理解阿朵的那种「弱」。

朋友们都了解,在「强」的另一面,阿朵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她热切地需要陪伴——在西双版纳买了新房后,她给常来的朋友每人留了一个房间。和她的房子一样,她也会把生活塞得满满当当,没有空隙。

她也渴望被了解。她告诉曹方自己写过一本自传,总问她看了没有,「她需要别人一字不漏地了解她。」曹方记得,阿朵经常交待身边的朋友,「你们爱我就要表达啊,你要说你爱我。」

对于这些「弱」,阿朵本人并非不知道。作为一位已过40岁的女性,她已经能够在「我可是很厉害的」之外,去尝试面对和接受自己的「弱」。

她开始承认自己的「有限」——在听说了湘西老家有一种武术鼓之后,她便跑去保靖,拜武术鼓传承人洪富强为师。练鼓的那些日子,有朋友收到过一张她发来的照片:一双长满茧子的手,有的茧子破口了,结了血痂。半年后,她成了苗族鼓舞武术鼓的「非遗传承人」,还组建了一支鼓队,成员是13位苗族鼓女。每年,她都会把这些女孩带到杭州、上海和长沙参加演出。

但对于这支鼓队的未来,她的表达很克制,「这确实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我只想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顿了顿,她说,自己其实没有想过当英雄,因为,「英雄很难当的。」

对于自己的「功课」,阿朵给出的答案也与曹方的回答基本一致,「走红不是我的功课,」她说,「如何去生活才是我的功课。」

对于曾经找回过的生活又在忙碌中渐渐溜走这件事,她似乎也是知道的——在被问到「对最佳亲密关系的想象」时,她的回答是,「我希望他可以带我去散步看花。我希望他可以帮助我把生活找回来。」

再次与《人物》谈起长姐的身份与父亲竖起的那个大拇指时,阿朵说,「年龄小的时候,我很怕别人觉得我不够强大。我很坚强,我很优秀,没有什么脆弱的时候。后来慢慢地明白了,这其实是一种不安全感,和一种自我保护。真正有安全感的人是很放松的,而我连在最亲的人面前都有一层包装。」

作为亲人,周科羽难得地见过阿朵卸下包装的样子。那是2013年到2015年间,他开着一辆越野车,在西南的公路上奔驰。阿朵就坐在副驾驶上,她的腿上放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录音笔,头倚靠在窗边,对着风哼起了歌。哼得开心,她就微微晃着脑袋。「回到北京,其他人会觉得她像一个女神或者女王,很强大,带领公司那么多人。但是我一想起那个场景,只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什么烦恼都没有。」

秋苹也见过一个类似的阿朵。

那是2002年,秋苹负责拍摄一部广告片,拍摄地在三亚一家酒店内。当时,工作人员在拍摄现场来回穿梭,忙成一片。她注意到,酒店的人工湖前站着一个女孩,摇头晃脑地在对着湖边唱歌。秋苹每次往返人工湖拿取衣服,女孩都在那儿,一直唱着,唱了足足一下午。

后来秋苹得知,那个女孩叫阿朵。「她完全没有被任何人干扰,就在她的世界里唱,你会觉得,她好热爱唱歌,心里干干净净的,只有唱歌这一件事。」

那个画面秋苹至今印象深刻,甚至几乎每次接受采访时都会提起,因为,那个下午对着湖水唱歌的阿朵,不是长姐、不是明星、不是音乐厂牌的管理者,甚至也暂时摆脱了那个父亲竖起的大拇指——她就是阿朵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