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大城市漂泊闯荡，父母留守家乡。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最害怕的，莫过于夜里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

父母病了，我们慌了。开始分身乏术，开始学会做主，不得不成为千里之外的主心骨。当衰老和疾病同时到来，养老的最难一面显露出来。

摊开养老的现实，尤以独生子女一代的照护任务最重。

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独生子女总量接近两亿。豆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汇聚了接近10万个独生子女。他们在这里分享彼此的焦虑、压力。小组简介里写着：1980、1990年代出生，独享阖家宠爱的独生子女们，终于到了要照顾、供养父母的时候。

他们中大多数人经过全家托举，进入一线城市打拼，只有父母还留在原地。在生活裹挟而来的诸多压力中，他们怎样寻得周全？

文｜常芳菲

编辑｜西打

夜里的电话

夜晚突然接到父母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是每个离乡打拼的年轻人最恐惧的场景。几乎不会例外，它带来的总是坏消息。

大约一年前，北漂3年的于晓昭接到了这样一通电话。看到屏幕上弹出母亲的手机号码，她唰地从床上坐起来，手心冷汗直冒。她记得，一年前接到这样的电话，那头传来了外公突然去世的消息。这一回，母亲告诉她，于晓昭父亲因为急性心肌梗死住院，希望她有空儿的时候回浙江老家看看，就当是给父亲一个惊喜。

她预想过很多可能，但现实情况远比想象中更糟。

第二天一早到家，父亲已经在县城医院的ICU里躺了两天，心脏三条主动脉有两条完全堵塞。各项身体指标也显示他「危在旦夕」。心脏射血分数（EF值）只剩13%。这个数字代表心脏在跳动收缩时将血液输送到全身的能力，而正常的数值应该在50%至70%之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让家属「随时做好准备」。

于晓昭没有任何准备。这是她27年的人生里第一次意识到，亲人的死亡并不遥远。这个冬天仿佛给她的人生画出了一道分界线——无忧无虑，享受父母荫庇的日子已经过去，于晓昭的表哥告诉她，「现在你是这个家唯一可依靠的成年人了」。从那之后，她才逐渐体会到这意味着什么。

和想象中不同，这个时刻是突然降临的。于晓昭没有空儿伤心。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很多事情都需要她来拿主意：从选择医院、医生，到决定手术方案。

辗转三家医院，终于，上海华山医院心外科副主任愿意接手她的父亲，在仅剩的动脉血管上完成心脏支架手术。手术室里正打着异常艰难的仗。门外等候的家属同样紧张。术中谈话间的大门缓缓打开，于晓昭看见从里面走出来的病人家属已经哭成一团。

气氛是有传染性的。于晓昭觉得喘不过气。走进谈话间之前，她紧紧握住了母亲的手，那双手和自己的同样冰凉。

幸运的是，这一次医生带来了好消息。手术已经成功恢复了父亲心脏最基本的功能。在身体顺利度过适应期之后，还需要第二次手术，修复其余受损的血管。

旁边的母亲早已经高兴坏了，手术过程和后续治疗方案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于晓昭承担起「传话筒」的责任，向母亲、亲戚朋友们挨个复述手术情况。她第一次意识到，接下来「这个家就要依靠我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于晓昭一样幸运。去年春节的前两天，35岁的冯怡洋正准备从上海启程回老家过年。就在当天深夜，她突然接到老家医院打来的电话，通知她父亲病危。

这是父亲患上肺癌的第四年，她以为自己多少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看到病床上父亲的脸色，还是被吓了一跳，只有20天没有见面，他的身体已经这样衰弱，而她在上海「全然不知」。

在那两年前，她已经失去了母亲。为了不成为孤儿，她想尽一切方法留住父亲。冯怡洋先是用跨省救护车，把父亲送到了上海。县城医院的医生劝过她放弃，不要折腾，因为「病人已经进入临终期」，但她不想认命。直到一周之后，父亲告诉她，自己想回家了，想回到母亲身边。救护车抵达老家的第二天，父亲去世了。

冯怡洋一直告诉自己不能崩溃，直到葬礼结束，她开车时无意之间听到播客里的一句话，「独生一代，父母在世时处在宇宙中心；一旦父母离世，就难免成为世界的弃儿」。听完，她把车停在路边，突然哭了。

图源电影《三天的休假》

学着成为「大人」

冯怡洋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母亲、父亲先后患上癌症，她不得不频繁地往返于上海和老家之间。

一开始，和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她以为疾病会突然发生、很快结束。后来她才知道，这是一个长期战、消耗战，「父母的身体只会越来越差」，而她必须学着接受这个事实。

过去四年，最忙碌的时候她是这样度过的：周一下班后回老家，周二一早接上母亲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办理住院手续、完成入院检查，母亲开始化疗后，周五再从火车站接上刚刚下班赶来的父亲，共同照顾母亲。当时，公司正在忙着举办全年最大的线下活动。看到她的请假申请，领导没有拒绝，但紧接着就远程催促她「更新活动议程和PPT」。躺在医院提供的狭窄弹簧床上的时候，她没有崩溃，母亲的化疗结果显示肿瘤没有明显缩小的时候，她也忍住没有崩溃，直到一个普通的周一早晨。她为了追赶周末照顾父母落下的工作进度，赶最早班火车到了上海，满心以为可以提前工作半小时。但很快，她的计划破灭了，地铁屏幕显示，15分钟后，下一班地铁才会到达。那一刻，愤怒和委屈全部朝她涌来。仿佛不论冯怡洋怎么努力，都无法解决生活给出的难题。

冯怡洋时常想起从前的日子。作为独生女，她是绝对的中心。小时候没有人一起玩，陪伴她的都是母亲。母亲每次上夜班之前，都会先把她哄睡。为了多留住母亲一会儿，冯怡洋总是睁大眼睛，直到母亲给出最后通牒。

而带着母亲去医院治疗的过程中，女儿和母亲的身份发生了互换。母亲跟在冯怡洋的身后感慨：「现在你带着我看病，我觉得自己是个小孩。」

成为「高龄小孩」的母亲，开始依赖女儿。母亲的病情稳定之后，冯怡洋选择隔周的周末返回老家，周一早晨再赶回公司。每到周一凌晨，母亲永远恰好在她即将出门的时候醒来，坚持把她送到小区门口。一次一次送别，像是提前的预演。冯怡洋不敢再想。

和冯怡洋不同，于晓昭和父亲的关系算不上融洽，往常随便聊几句，都会因为意见不同而拌嘴。高考后离开家读大学，彼此更是很少有机会交流。但在父亲生病之后，她也感受到对方孩子般的依赖。每次转院，她都哄着父亲，新的病房是单间，「高级私家车」负责接送，手术也由「全国顶尖的专家」主刀，父亲才终于露出笑脸。

除了日复一日的照护，独生子女们也得学着为父母的医疗方案做最终的决定。于晓昭面对了无数次这样的选择——去杭州的医院，还是直接去上海？选择在心脏动脉中放置支架还是直接安装人工心脏？选择经验更丰富的主任还是更年轻的医生？

在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里，于晓昭都在反复权衡利弊。她拿着这些问题，翻遍了各种社交媒体，也找遍朋友圈中的医生咨询。她无时无刻不在纠结，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医疗决策，是不是考虑得不够周全，直到父亲平安从手术室出来的那一刻，这种自我拷问才真正停止。

于晓昭也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她不是独生女该多好。能有一个人分担痛苦、商量对策，也许能略微减少她的不安。

要学习的不只是医疗常识，也包括各种人情世故。经过家人的提醒，于晓昭才意识到应该给手术医生送件礼物，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为了尽量表现得从容，她甚至还提前排练了开场白，但发抖的声音、冒汗的手心，还是暴露了她的青涩。直到医生反复拒绝，她才慌乱地退出了办公室。

图源电影《独自生活的人们》

接受分离，也接受衰弱

进入老年，生命一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两端分别是健康活力和彻底失能，而大部分老人的状态都徘徊在两者之间，经历漫长的衰弱。

不是没有人想过，赶在父母彻底失能之前，把他们接到身边同住，但对老人来说，暴露脆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近，45岁的杨静最终决定把母亲送回天津。14年前，父亲肝癌去世之后，那个几十平方米的家就只剩母亲一个人了。

就在去年，杨静差一点连母亲也失去。她没有想到，起因竟然只是一次摔倒。为了团圆，春节前她满心欢喜地开车把母亲从天津接回陕西。眼看着离家只剩几十公里，母亲却在服务区的洗手间里摔倒了。地砖上的水结成冰壳，等母亲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坐在了地上。

回到车里，两个人立刻吵了起来。杨静想送母亲去医院，而母亲嚷嚷着要回家，她要赶紧见到两个外孙女。可到了家，她就隐隐察觉出情况不对。母亲从背包夹层里掏出存折，告诉她密码和天津家里房产证的位置，念叨着要把这些东西都留给她。

杨静不敢睡着。凌晨两点半，门外果然传来异响，当时母亲已经昏倒在地上。医生告诉杨静，母亲的脑梗相当凶险，如果送来得再晚一点，「肯定救不回来了」。即便抢救及时，母亲也要接受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她左侧的身体很难活动如常。

杨静原本希望母亲就此留在自己身边，但经历生死关口，母亲开始变得比健康时更加执拗。她坚持每天自己洗碗，尽管她手抖得已经洗不干净油渍；她坚持要接孙女放学，哪怕几百米的路，她要断断续续走上半个小时；最后，她坚持独自回到天津的家里。母亲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但杨静知道，母亲害怕不能自理之后，成为女儿、女婿的负担。

杨静常常觉得母亲像个老小孩。但最后离别的时刻来临，她知道老人毕竟不是孩子，孩子会认为被照顾是理所应当，而老人从壮年一步步滑落下来，接受家人的照顾，对他们来说有时是一件有伤尊严的事。

老人们宁可勉强自己，也要维持自尊。周舟的姥爷今年74岁，来北京投奔外孙女看病，是他第一次离开东北老家。周舟租的房子在5楼，没有电梯，老人宁可双手拽着扶手，一点点爬上去，也不要周舟搀扶。

一个人的自尊，除了通过自理生活实现之外，也包括捍卫自己的隐私。杨静担心母亲回到天津之后二次摔倒，就在家里的客厅、卧室分别安上了摄像头。没过几天，母亲就把电源切断了。她不想自己时时刻刻活在「监控」中。杨静最终还是说服自己，尊重老人的意愿。

几个月前，70岁的母亲终于开口让杨静帮忙做了第一件事——每隔一天，在网上订菜送到天津的家里。而母亲原本每天在楼下的便民菜场订菜。

细问才知道，母亲最近遭遇了性骚扰。某一天傍晚，菜场老板一路尾随母亲到家里，只说想留一个微信，下次订菜方便。母亲也没有多想，就添加了对方。到了晚上，菜场老板就开始发来各种骚扰的信息。母亲录屏保留了证据之后，立刻拉黑了他。

杨静听完担心得不行，刚想要劝母亲回到自己身边，母亲仿佛预料到了一样，抢在她开口前，快速挂断了电话。

有的老年人不愿接受孩子的照顾。而他们身边扮演照护者角色的伴侣、亲人，眼看着衰弱加剧，却开始召唤远方的子女。

于晓昭来北京四年，当年不少亲人反对她到这个离家1400公里的城市工作，但她不理这些，带着「一腔孤勇」，想要趁年轻，尽量闯一闯。在父亲经历了两次心脏手术，在生死之间徘徊之后，于晓昭的亲人又重新追问起她离开北京的时间表。

她只能说正在寻找离家更近的工作机会。得到这个答案，亲人们相当满意，「就知道你很有孝心」。听到这句话，于晓昭明白自己正面临一场道德审判，法官是所有亲朋好友。作为独生子女，离家的距离，成为衡量孝顺的刻度。

图源电影《关于女儿》

重新校准人生

两代人分隔两地，留给这一代儿女们的选择并不多。辞职回家、请护工照料，哪一个选择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在体会到属于成年人的无奈之后，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人生的方向。

经过两次手术，于晓昭的父亲身体恢复得很快。死亡轻轻靠近的脚步声，彻底改变了他——扔掉抽了几十年的烟和熬夜的习惯，每天坚持晨练，有空儿就给自己做一顿健康餐。但一旁的于晓昭却突然被焦虑击倒。

于晓昭回到北京，睡眠就离开了她。她有时候躲在被窝里偷偷哭。直到听到清晨的鸟叫，她意识到自己又捱过了一个夜晚。

于晓昭的焦虑来源复杂。首先，就是父母衰老、死亡的焦虑。这种担忧没有尽头。她反复设想父亲一旦去世，母亲一个人该怎么办；如果母亲也走了，于晓昭在这个世界，就只剩自己。

她想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在上海找到新的工作，方便照看父母。于晓昭偷偷把招聘软件上的状态改成了「寻找机会」。她开始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刷笔试真题、面试经验。

很快，新的生存焦虑又来了。她发现即便投递简历，也很少听到回音。她此前没有大厂的工作经验，短时间内转行看上去「非常非常艰难」。

她开始怀疑一切，从自己的工作能力，到研究生的专业选择。于晓昭好像瞬间陷入了一个死胡同。

冯怡洋同样落入了黑暗中。先后失去父母，她瞬间成了孤儿。原本，冯怡洋严格按照社会时钟生活，按部就班地工作、找适合的人结婚、为父母养老。回想起此前人生的诸多选择，多少还是为了让父母认可、安心。当他们离世后，人生的意义似乎也消散了。她快速结束了无爱的婚姻，恢复单身。这张人生的考卷，她决定放任自己「吊车尾」。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李昀鋆在经历母亲去世后，开始了「哀伤研究」。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与哀伤共处》中她提到：父母去世之后，年轻人会开始怀疑他们过往的人生方向，甚至怀疑「努力生活」的意义。

时间的流动永无止息，这是它的残酷，也是温柔。在焦虑、哀恸之后，也许生活本身会给出新的答案。

最近杨静发现，母亲恋爱了。对方比她大几岁，老家在东北，退休前是军人。热恋的人，都是快乐的。每晚的电话，母亲终于不再叹气。现在母亲沉浸在对方无微不至的照顾里，「干家务样样利落，饭也做得好吃」。杨静也有现实的担忧，但想到母亲此刻的幸福，她决定做一个不扫兴的女儿。

而于晓昭决定暂时放过自己。在责任与自我实现中挣扎了几个月，她连工作的动力都一同失去了。最终，她走进北医六院的大门，确诊了中度焦虑和抑郁。

这个疾病像是人生的一次难得的课间休息。于晓昭不再紧逼自己，也暂停了刷题。她和母亲达成了共识——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她渐渐恢复了对生活的热情，一有假期就出去旅行。有一天深夜，她收到了母亲转来的几千元「快乐基金」，留言只有一句，「宝贝，出去好好玩」。

图源剧集《苦尽柑来遇见你》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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