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当诗歌被人抛诸脑后，当绘画接近自娱，当人们很少再谈起文学，当他们两鬓斑白、时间的蛛网将一切无情覆盖——

还有建筑伫立在那里。

文｜程静之 卢美慧

编辑｜卢美慧

摄影｜邵迪

妆发｜王梓铭LUCA

制片｜安子

美术｜橡皮山工坊

服装造型｜April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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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建筑师刘家琨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在69岁的年纪，他摘得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第54位获奖者，同时也成为王澍之后，第二位摘得该荣誉的中国建筑师。

建筑是缓慢的行业，一名建筑师抵达世人的方式没有任何捷径，对当下中国建筑界来讲，刘家琨获奖的消息带来久违的喜悦，甚至某种振奋。

建筑师汤桦和朱涛是刘家琨的老朋友，知道得奖的消息后，刘家琨邀请他们一起去阿布扎比参加颁奖典礼，自青年时代开始，他们这代经历着中国巨变的建筑师就在摸索和构建自己的建筑语言，终于，这代人创造和写下什么的渴望，在各自两鬓斑白的年纪，被世界看到了。

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的典礼，他们都没有经验，一起讨论了很多琐碎的事，比如要不要穿正装，要不要扎领结，「像办婚礼一样」。后来，朱涛在香港花了1000块钱特地买了漂亮的领结，但到了阿布扎比之后，他才知道，刘家琨的领结是在淘宝买的，只要几块钱，「给我气死了，我说早知道我也去批发了」。

刘家琨身上一直带着这种市井的朴实，作为新晋普利兹克奖得主，他的简历甚至过于朴实了：本科文凭，不会英语，也不曾在大学或者官场谋得任何职位。20多年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位于成都玉林一栋老综合楼里的工作室工作，他在这里把脑袋中的想法变成草图上的线条和符号，再变成精确的施工图纸，最后经由砖瓦土石和钢筋水泥的转译，脑海中的想法变为「存在本身」，这是建筑学迷人的地方。

接过普利兹克荣誉，刘家琨描述这份迷人——

当建筑完成以后，建筑就不再是什么的隐喻，建筑直接就是，成了存在本身。建筑学就是操作物质，直到把物质操作得沁出精神。建筑学无中生有，参与造物，而造物本来是属于神的事情。

刘家琨这么深情又一本正经地说话，让老友何多苓「特别不习惯」。出发去领奖前，刘家琨也邀请了何多苓，但他觉得那是「属于建筑师的荣耀」，他不想跟着凑热闹，留在成都自己逍遥去了。

知名画家的身份之外，何多苓还是一位资深建筑发烧友，除了刘家琨，何多苓和许多建筑师都是生活中的朋友，关于普利兹克，大家有个共识，「他一直在（可能得奖）那堆人中间」，所以每年消息一公布，「我们都觉得，哎呀，那个谁要能得，那家琨为什么不能得？」

何多苓告诉《人物》，这不是因为跟刘家琨的朋友关系，也不是说其他建筑师不好，而在于身为建筑师的刘家琨「一直具备对建筑本质的理解与实践，有理解，能实践，并且他一直保持着稳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建筑师张永和现任香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曾担任普利兹克奖评委。他说，衣食住行，「住」是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块，但当下，跟我们能发生关系的建筑，「99%都是没有真正质量的建筑」，张永和担忧的是，「（很多建筑）外表做得光鲜亮丽，大众看习惯了，建筑师也会去迎合，做得越来越鲜、越来越亮，但里面没有好的结构好的空间，建筑就成了一个布景，一张装饰的皮。」张永和和刘家琨认识20多年了，在他看来，刘家琨坚持做的，「不是那99%，而是仅有的1%的建筑」。

刘家琨没有过多思考这些。得奖当然高兴，在朋友们中间，他一直以冷幽默著称，颁奖现场，他半开玩笑说起自己接到获奖电话时的心情，「我正在头痛，当我放下电话后，我发现我的头已经不痛了！」

但走下领奖台，真正让他头痛的事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媒体采访和社会活动从年初一直持续到年末，这让习惯了伏案工作的刘家琨苦不堪言，但除了被突然涌来的声名夺去的时间，刘家琨大多数时候还是待在自己的工作室。

在成都玉林那栋老综合楼里，他的工作室门头招牌是一行很小的字，周边被学校、火锅店和小吃店包围。上世纪90年代末，刘家琨租下这栋楼的6层，几经改造，工作室生长为现在的样子。

工作空间之外，这里有单独的咖啡厅、展览空间，建筑是熬人心神的苦役，包括刘家琨在内，工作室有很多烟民，于是吸烟区设计得开阔又漂亮，还此地无银做了一块「禁止戒烟」的标牌，用空心砖改造的花盆种着可爱的植物，窗外不时飘来火锅的香味。工作室里还收养了三只名声在外的流浪猫，三只猫没有人类的烦恼，也不用忧愁错误和分寸，自顾自地横行霸道或呼呼大睡。

刘家琨的办公室，缩在跃层一个拐角，里面摆了几张低矮的沙发，其中一张经常被名为「刘小三儿」的橘猫霸占。2025年11月，《人物》在这里见到了忙碌一年的刘家琨，顶着一头白去大半的头发，刘家琨用他低沉、浑厚的声音描述得奖后的变化，「奖是别人在评，工作是自己在做。」对刘家琨来说，外界的喧嚣总有结束的时候，工作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

刘家琨摄影｜雷文晴骜

不一样的路

认识刘家琨那年，朱涛只有24岁，那是1993年，年少气盛的朱涛在上海美术馆为建筑师汤桦办了一个展览。为壮大声势，朱涛把当时已经成名的画家何多苓、诗人翟永明都列在了邀请名单上，但心中根本没有刘家琨这个名字，是汤桦坚持把自己这个大学同学加进来，「就把他硬塞到这个名单里」。

回头看，那是中国第一次由建筑圈主导的跨界交流，朱涛对刘家琨的印象是「外表挺粗糙，但内心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展览结束后不久，朱涛收到刘家琨寄来的一封信，「他很会表达，一般我们都是过了就过了，埋到心里不会表达，但他会很深情，说朱涛，这次给我触动很大，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大文人的感觉，特别会夸人。」

对刘家琨而言，这次「触动」，改变了他的人生。

1956年，刘家琨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医生世家。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后来哥哥嫂嫂也多是医生。但刘家琨自幼对医学不感兴趣，他喜欢画画，梦想考四川美院，但后来听说当时就名气不小的何多苓也要考，知道自己「怎么画也白搭」。

1978年，高考恢复，经历了几年凄惶知青岁月的刘家琨听人建议，觉得建筑跟画画还有点关系，曲线救国报考了重庆工程建筑学院（今重庆大学）。1982年，大学毕业后，刘家琨被分配到成都设计院工作——但那时他的心思不在建筑上，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青年，他「不务正业」写了很多中短篇小说，在成都文艺圈小有名气，他自己形容这段双重生活，「半文学半建筑，既这又那，像蝙蝠或青蛙」。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七八年，对文学的信念骤逝于巨变的时代。他记得诗人朋友韩东在南京给他看自己转型后的第一篇小说，韩东「用炼砖一样细密坚实的文字一层一层砌筑想象中的楼房」，刘家琨却感觉「自己正在一帧一帧地远离这种乐趣」。

人生的十字路口又徘徊了几年，心底的火苗被汤桦那次展览点燃，那一年，刘家琨37岁，在文学和建筑之间，做了最终抉择，但对接下来的命运，他依旧茫然，「对我将要放弃的我已经失去信念，对我将要投身的我全无信心」。

刘家琨就这样转身回到了建筑的世界，以给艺术家朋友们设计工作室为起点，在家乡成都开始了自己的建筑实践。

置身传统与现实的断裂带上，中国建筑师群体也在而后的年代各显身手，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地产业进入狂飙突进时代，北上广深随处一片空地都可能是成就建筑师的舞台。

忙于补课的刘家琨成了这场潮流的旁观者。他一直在成都，自封「中华田园建筑师」，土了点儿，懒了点儿，修炼的是「匍匐在地的蛤蟆功」。

艺术家朋友们的工作室多地处偏远，预算有限，施工只能就近找当地的农民兄弟，只盖过猪圈、平房的他们连水泥都抹不平，刘家琨从气恼、无奈，到逐渐习惯，后来终于想通了，「你就是把他打死又救活，还是会出错。」

此路不通，刘家琨干脆让农民按照一定章法「乱抹」掩盖瑕疵，并且规定抹不平才能拿到工钱。他记得当时，农民兄弟你推我戳地笑成一团，觉得遇到了傻瓜，但将近完工的某一天，刘家琨摸着墙壁检查效果，墙头上突然有个声音，「刘工，这狗日的还是有点好看呢。」

如果以盖房子比喻，作为经历过学院教育的建筑师，刘家琨的根基并不牢固。进入大学后，刘家琨发现，建筑学的绘画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创作不沾边，另外还要攻克理工科课程，学到微积分的时候，刘家琨怎么也弄不懂概念，结构力学更让他觉得「乱七八糟，挺烦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中国，或者说是西南地区的社会现实，教会了刘家琨建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汤桦看来，正是这样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让刘家琨完全脱离了学院，他是一个完全从工地里长起来的建筑师，没有被理论过度规训，因此敢于对书本和教条说「不」。汤桦说，面对一个经典建筑作品时，他会「把经典奉为经典」，再把经典教给下一代学生。但刘家琨不是用这样的眼光看待，「他会去发现里面的问题，或者还有没有可能做得更有意思，就是说对权威的东西，他会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去看。」

1997年，刘家琨在《建筑师》上发表《叙事话语与低技策略》，他从在乡村盖房子的经历中抽取出「低技策略」的概念，引发建筑界不小的震动。在那之前，不管是刚刚起步的本土建筑师，还是准备大干一场的海归派，大都从书本或经典建筑里移植经验，刘家琨脑袋里没有这些东西，他是在一次次与现实短兵相接的过程中，一点点学着怎么做建筑。

青年刘家琨摄影｜肖全

Life finds a way

刘家琨总结过，一开始自己没被建筑学吸引，是因为「从未经历过图纸变为物质的那种撼动」，身在设计院，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在跟图纸打交道，政府工程的建造体系和当时建筑界涌动的浪潮也存在着巨大偏差，这也是汤桦那次展览如此震动他的原因。

总的说来，汤桦当年那次无心插柳的邀请，让刘家琨有了职业生涯第一次觉醒。展览结束后，刘家琨和翟永明、何多苓一起坐火车去南京，在那列火车上，他看着窗外的房子哗啦啦往后闪，拍了很多「动机不明」的照片，建筑给他的感觉完全变了，「我就知道这两个房子的体块挨得这么近，就会产生某种紧张感，你会感知到语言不可描述的一些东西，我才意识到，挺有意思的啊。」

刘家琨告诉《人物》，那个时候，重新用建筑的思维看待世界，对他太重要了，「我知道可以用这种视角看，我一直知道，只是我以前真的觉得没睁开那只眼睛」。

睁开那只眼睛，摆在刘家琨面前的是已经天翻地覆的建筑界，他知道了安藤忠雄（那时还译为安藤纠夫）和路易斯·巴拉干的名字，也在出差日本的时候，亲手摸了摸槙文彦、矶崎新、安藤忠雄的作品，「那些作品和当时中国建筑的巨大的落差使我既兴奋又失落」。

更重要的是，一番抬望眼之后，刘家琨意识到传统设计院系统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成为建筑师的路径。

另一个转变的契机是，1990年代，一批在国外留学的建筑师回国了。张永和是其中的代表，除了理论思想，他还带回来国外建筑师的生存状态——开个人工作室。刘家琨特地到北京看过——一间不大的房子，里面摆了几张桌子，两个建筑师加几个实习生，「这样就可以干了」。当时那是离设计院体系很远的一种模式，但触及了刘家琨感兴趣的核心，「就是把我和我的作品联系在一起。一个人有创造欲，然后可以署名，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刘家琨在设计院待不住了，他交了辞职书，领导同事一阵愕然，几个乡村房子盖下来，刘家琨一副浪子回头的架势，设计院也开始器重他，因此提辞职的时候，有人以为他是闹条件，总建筑师和副院长的条件还真给开了出来，但刘家琨去意已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1999年，刘家琨创办「家琨建筑」。给工作室取名费了一番功夫，刘家琨张罗了一群艺术家头脑风暴，大家给的名字要么太大，要么不准确，思来想去刘家琨拍板，用自己的名字。他当时想的是，做建筑得诚实，自己的名字最老实，结果办理审批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你是什么人啊，你怎么还用自己的名字？」

工作室一开始在一个茶楼楼上，每当来人服务员笑脸相迎，发现不是喝茶的脸立刻冷下去，不久后朋友推荐了现在的位置，玉林生活方便，离朋友们也近，后来有外国同行来参观，闻着窗外飘来的饭香或馊臭，张口就是「Amazing」，刘家琨后知后觉，原来在老外眼里，这叫「把建筑放在生活里」，误打误撞，自己似乎又做对了。

但创业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张永和那儿取完经，他以为创办个人工作室只需要一个房间，拿起笔画就行了。最初几年，他的工作室连资质都没有，是汤桦帮忙，让他挂靠在一个朋友公司的名头下，一切才开始正常转动。

工作室开张后不久，刘家琨开始着手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设计，不同于此前参与设计院项目或是给艺术家朋友们做工作室，鹿野苑是刘家琨建筑生涯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公共作品，这个项目源自诗人好友钟鸣的力荐，刘家琨很珍惜这次机会，后来，他想和钟鸣讨论设计方案，结果钟鸣只说了一句，「那是你的事了，你对自己负责」。

鹿野苑后来成了刘家琨早期的成名作。他告诉《人物》，因为半路回头，自己究竟能做成什么样子其实起初并不知道，鹿野苑给了他最初的信心，「真的确信自己是个建筑师了，真的可以吃这碗饭了」。

在普利兹克发表感言的结尾，刘家琨说，有些失眠之夜，他会想到，能够投身建筑学是他的幸运，而他差一点就放弃了建筑学。

曲曲折折的对抗、找寻、重新认知和投身其中之后，刘家琨理清了自己与建筑学的关系，「当我想的是建筑学能给我带来什么时，它的确也会有所回报; 而当我想的是我能给建筑学带来什么时，我才真正得到了更多，有时候，甚至战胜了虚无。」

对刘家琨而言，这段自我找寻的心路实在漫长，后来无论是媒体采访还是参加活动，这段经历总是一再被提及，刘家琨需要一个更通俗的解释，想来想去，他想到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的一句经典台词——「Life finds a way」，生命自会找到它的方向。

刘家琨获得普利兹克时发表感言图源：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她叫胡慧姗」

鹿野苑之后，刘家琨在建筑圈慢慢有了名气，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提速，整个中国被喻为世界「最大的工地」，躬逢其盛的刘家琨开始能接到一些四川之外的项目。

2008年5月12日下午，刘家琨正在上海一处工地上，突然接到四川8级地震的消息，在那之前，刘家琨刚刚参加过唐山地震遗址公园的评审，「我脑子里有7.5级的概念，虽然说是0.5级，我学建筑的，我知道每一级意味着什么，每一级就要翻倍的。」（编者注，因震级标度变化，唐山大地震震级后由7.5级更正为7.8级）

刘家琨慌了神，赶紧往家里打电话，但所有电话都打不通，工地上的同事很快停了手头的工作，跟他一起打电话，刘家琨写下过自己当时的心情，「妻儿老小，至爱亲朋，当确信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的那个苍茫时刻，我才刻骨铭心地意识到：我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只有我自己不在！」

5月13日，刘家琨托朋友买了机票，从上海返回成都。回家后确认亲友无虞，他驱车赶往灾区。

对每一个经历过汶川地震的四川人来说，那完全出自人的本能。地震时何多苓也在外地，知道消息后也第一时间赶回四川，当时前方情况不明，甚至有传闻整个成都城区都震没了，有外地朋友担心安全，何多苓跟刘家琨想得差不多，「那里是家乡，家里遭灾，怎么都要回去。」

刘家琨回忆，灾难发生之后，所有人的社会身份都被抹除，只剩下需要帮助和可以提供帮助的人。他到过情况最严重的北川，当时还有强烈的余震，余震一来，人们会恐慌地往中间的空地上挤。他那么熟悉的房子，那时候却呈现出怪异又恐怖的样子——先是晃动几下，然后像「眨眼睛、张嘴巴」一样，哗一声轰然垮塌，变成灰色的废渣。废渣有时候还掺杂着一些鲜艳的颜色，那是被埋着的人们穿的衣服。

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味道，还有时断时续的哭声。哭声最集中的地方是学校，许多孩子被埋了。刘家琨最先去的是聚源中学，碰巧遇到一对名为胡明和刘莉的父母，他们唯一的女儿确认遇难，她是聚源中学第一位被挖出来的学生，因此是「聚源中学1号」。刘家琨当时站在他们身旁，看到那位母亲在废墟上绝望地哭着。那位父亲没有哭，他认真收拾着女儿的书包，然后走到妻子面前，对她说了一句，「坚强点儿。」

这对夫妻痛苦得只剩倾诉了，他们下意识地对刘家琨说起女儿：她叫胡慧姗，只有15岁，是一个特别乖巧的孩子，地震那天早上出门，她给妈妈发了最后一条信息，「妈妈，昨天是母亲节，我忘了送花给你。」母亲刘莉还拿出一些塑料袋，里面装的是胡慧姗的2颗乳牙，一根脐带，「我全部都给她珍藏到的，你可想而知我们两个有好爱她。」

这份悲伤击中了刘家琨。他想过捐一些钱，但被婉拒，这让他感到惭愧，「人家失去女儿，活都不想活了，你捐点钱，你是为自己你不是为人家」。那个时刻，建筑师的身份被唤醒，他突然想到，自己最擅长的是修房子，那是不是可以盖一个纪念馆，刻下这个普通女孩的名字，在情感上安慰这对父母。

一开始，刘家琨有过犹豫，「那样残酷的场面，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太文艺了？」但他还是试着问了问胡明和刘莉的意见，没想到，刘莉直接跪在了他面前。

刘家琨很快用笔画了起来。灾区到处是帐篷，代表着救助和生的渴望，他把这个意向描在笔记本上，成了纪念馆的形状。外墙抹成最朴素的水泥灰，里面刷成粉红色，那是胡慧姗最喜欢的颜色——刘家琨不熟悉女孩喜欢什么粉，后来是让工作室年龄最小的实习生帮忙调的色。

起初刘家琨只是凭本能做这件事，后来，身边的朋友们都心照不宣地参与了进来。何多苓当时正在画一系列地震中的孩子，后来为胡慧姗画了一幅小小的肖像，他特意选了灰色的纸，表达孩子们被建筑埋住的感觉。诗人翟永明也被打动，她似乎感到女孩能听到妈妈的哭声，于是写下这样的句子，「但愿我从未出生/从未被纪念/从未被母亲抱在怀里。」

一晃3个月过去，这年8月，受北京的朋友邀请，雕塑家朱成前往北京观看奥运会田径比赛，朱成告诉《人物》，那天比赛在北京鸟巢，他记错了时间，进场时几乎没什么人，接下来是他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画面，电话响了，他拿起来，是刘家琨，「他在那头特别着急地问，那个女娃有一颗乳牙，要用什么材料才能永久保存下来？」

生与死，宏大与渺小，极盛与极痛，滚滚流逝的时间和人类记忆的不朽，在那个时刻一起涌向朱成的脑海。朱成觉得眼前的一切仿佛都消失了，他脑袋里最后只剩那颗小小的乳牙，他在电话中告诉刘家琨，有一种澳大利亚产的材料或许可以，「特别干净，特别透亮，永远不会老化，像琥珀一样」。

胡慧姗纪念馆图源家琨建筑

一滴眼泪

纪念馆修好后，只有19平方米，胡慧姗的照片、书包、奖状等生前物品被安置其中，一个15岁少女短短的一生。

根据官方统计，汶川地震之中，死亡和失踪人口共计87150人，其中有5335名是学生。因为这19平方米，胡慧姗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后的岁月，在追忆汶川地震的不同节点，这座最小的纪念馆依然会被外界反复提起，许多人因此认识并记住了胡慧姗，知道她是一个成绩好，爱文学，喜欢唱歌的女孩。

汶川地震期间，刘家琨还做了另一件事，置身于庞大的废墟之上，建筑师的直觉告诉他，灾区坍塌的建筑废料可以和其他材料组合，重新压制成砖，用来灾后盖新房，刘家琨称其为「再生砖」。

盖纪念馆的时候，用「再生砖」本来顺理成章，但刘家琨却纠结了很久，「好像那样做，就变成建筑师的自我卖弄，纪念馆变成展示砖的一个样板房。」最后，他也没觉得想得多清楚，只是做了一个内心坦然的选择，「给普通小女孩盖纪念馆，就用最普通的砖。」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建筑师罗珂也是汶川地震的亲历者，那时他和刘家琨不像后来那样熟悉，作为后辈，胡慧姗纪念馆和再生砖带给他的震动原始而直接，「他做的这两个事情，一个是纪念性的，是哀悼和铭记。再生砖这个事情，是往前的，它面对未来。」罗珂曾在灾区亲眼见过抬着麻将桌走出废墟的老乡，四川人的坚韧豁达、生命自有的万钧之力，他至今想来仍觉震撼，但也因为这个理由，罗珂理解刘家琨的克制背后，「是一个建筑师面对时间和生命的诚实」。时间会带着生者向前，但有那么多生命，永远停在了那里，不用是对的，「反而特别有力量」。

朱涛通过胡慧姗纪念馆看到了刘家琨身上「真实的质朴，被压抑的自我」，刘家琨自觉把所有技巧都剔除，因此才能做出无比纯粹、感人至深的空间氛围：一个僻静的角落，青灰色的房子，简朴、近乎冷漠的外壳，保护着粉红色、柔软明媚的内部。一个青春的生命戛然而止，这件事以建筑的方式被铭记。朱涛认为，这个小房子，「是建筑师在宏大时代下提出的最有力的个体叙事。」

十几年后重看胡慧姗纪念馆，从建筑的角度而言，何多苓认为刘家琨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建筑师至关重要的表达，「刘家琨把这个建筑的功能削弱到几乎没有，但是他又让这座建筑带有强烈的精神性，强烈的感情。」

何多苓再次提到「建筑的本质」，把房子盖得多豪华、多漂亮从来不是成就一名建筑师的理由，归根结底，建筑的本质，「是用建筑的方式，表达或者建构人类的情感，它最终还是要作用于人类的感受和记忆」。

而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何多苓觉得刘家琨把胡慧姗纪念馆的功能性削弱到极致，「客观上也完成了对建筑功能性的一种反讽」，在他看来，这种力量是超越建筑的，何多苓78岁了，他十分笃定地告诉《人物》，有生之年他看过的所有惨状，都不及在灾区看到的惨烈，房子本应为人们提供庇护，但恰恰很多时候是房子而不是其他，成了人们的坟墓，成了孩子们的坟墓，他把那组肖像画得像火柴盒一样小，又把灰色背景做得不成比例的大，是因为他驱赶不掉内心的痛苦，「那刘家琨是一个建筑师，他内心的痛苦，甚至是愤怒，只会比我们更多」。

在自己的作品序列中，刘家琨把胡慧姗纪念馆形容为「一滴眼泪」，但这滴眼泪，永远不会风干。纪念馆外，是一株当年妈妈刘莉为胡慧姗亲手种下的金桂，谐音「金贵」，她永远是爸爸妈妈最宝贝的女儿。

后来刘莉接受采访，说起地震发生后自己经历的创伤。抱着女儿的遗体哭喊时，她怎么也想不起女儿的声音。震后四天，女儿遗体火化，刘莉甚至记不得女儿的样子了，她在废墟上一遍遍搜寻女儿的遗物，但大脑中的记忆却好像飞速在消失。所以当年刘家琨提出给女儿建纪念馆时，这位妈妈才会有那样的反应。

刘莉夫妇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像许多震后家庭一样，在剧痛后迎来新生。刘家琨告诉《人物》，他和刘莉夫妇仍保持着联系，但他知道，每当自己出现，总是会掀起对方的伤痛，所以只在逢年过节「有一条简短的问候」。

对刘家琨来说，许多往事已无从细说，他愿意用本能解释一些事，本能解释不了的，就丢给命运，好像「被命运推到了一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修了一个连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房子。

不过就自己的建筑实践而言，外界的清晰回响，让刘家琨彻底确认了一件事，一座真正好的建筑，从来不是彰显自己的工具。年轻的时候，他渴望画出名堂、写出名堂，即使转身回到建筑界，许多时候，他也无法压抑表达自我的渴望，走过50岁的关卡——这通常是一个建筑师真正成熟的年纪，在用建筑的方式哀悼一个青春生命的过程中，刘家琨收获了对他后续创作影响至深的哲学，「关注你的对象需要什么」，远比自我证明重要得多。

胡慧姗纪念馆图源家琨建筑

「两个疯子」

朋友们的一个感受是，2008年之后，刘家琨出现在朋友们中间的次数越来越少，除了胡慧姗纪念馆，到了一个建筑师真正成熟的年纪，刘家琨在2008年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或许最大的挑战、最难得的机会，他将耗费7年心神，面对无数繁难，质疑和荣耀也会一并前来。他将收获人生中一段重要的情谊，收获信任、拉锯，以及痛苦和寂寥，不过这都是后话，那个时候，刘家琨对一切浑然不觉，他只是依照习惯走向成都城中一块巨大的空地，也走向自己的命运。

2007年，地产商人杜坚决定整合旗下所有资源，投入成都西村社区一块体育用地的建设，杜坚是一位狂热的建筑爱好者，与中国建筑师群体渊源极深。在建筑界，杜坚享有极高赞誉，甚至有建筑杂志评价他是「中国最好的甲方」。不过杜坚自己不喜欢这个评价，他觉得这好像是在说「我是一个傻瓜，反正有钱，让建筑师随便玩」。杜坚认为这不是事实，「我不是这样的甲方，如果任由建筑师怎么弄，那是没水平、没立场、没思想。」

情怀之外，杜坚有自己顽固的审美和判断力。早在2002年，杜坚就出资出版过一套建筑学丛书，介绍张永和、汤桦、崔愷、王澍、刘家琨五位建筑师，因为尚缺乏作品，刘家琨是当时名气最小的一个，为此杜坚还得罪了不少建筑圈的朋友。

西村项目启动时，综合多种因素，杜坚觉得刘家琨是最合适的选择。他曾表示，刘家琨是自己最认同的建筑师，建筑不是空想，他的低技策略和对建筑经济性的考量让杜坚十分看重，杜坚因此很早就有过断定，刘家琨是超越天才级别的真正大师，「成为一个大师要有常识，要有非常宽阔的视野，要有非常好的方法论作为支撑。」

项目启动之初，刘家琨人在国外，常常半夜发短信「骚扰」杜坚，两个人有来有回，讨论造价和成本，也讨论建筑理念，他们曾有过打算，以后那些短信或许可以出一本书。

建造过程更不必提，刘家琨有时会陷入偏执，杜坚要想办法拽一拽，杜坚也有为自己的理念激动得不行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刘家琨要做更冷静的那个，「我经常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好像他是建筑师，我是商人，我在帮他想这个经济利益。」

刘家琨告诉《人物》，两人当然也会吵架，「这个很正常」，但总的说来，基于共同的理念甚至理想，经历无数博弈，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项目，从那片庞大空地上平地而起的建筑，最终以「西村大院」命名。

夜色中的西村大院，刘家琨特别提及，希望写下西村大院项目团队全体设计师的名字，他们分别是：杨磊、靳洪铎、刘速、杨鹰、蔡克非、华益、毛炜希、李静、温锋、林宜萱、王凯玲、罗明。图源：浅深摄影©️家琨建筑

西村大院有很多反常规的设计，刘家琨放弃了传统建筑的立面设计，简单来说，他把西村大院做成了一座「不穿衣服」的房子，许多地方的钢筋、水泥、凹凸不平的断砖直接裸露出来。最初面世的时候，因为庞大的体积和粗砺的外表，很多人以为房子烂尾了。

西村大院建成以后，曾有评价说，这是「两个疯子」的项目，建筑落成后，西村的处境陷入过两个极端——在国际上，它很快入选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受到很大认可；但在国内开盘后，商家入驻率一度很不理想，杜坚的公司也陷入危机。他曾对外表示，「如果让我给西村打分，我会打两个分：一个是不及格，一个是满分。不及格是以当今中国所谓普遍标准来讲的，为什么又可以打满分呢？因为这不是一个商业综合体，它极具创新，再现了真正的市民生活场景，而这是成都消失殆尽的状态。」

杜坚预言了西村大院之后的命运，一座建筑成为「存在」之后，需要在与人的互动之中、在漫长的时间之中，由着它生长为可能的样子。西村大院采取了「外环内空」的方式布局，用刘家琨的话说，西村就像是「小小的四川盆地和大大的成都火锅」，他以建筑提供骨架，杜坚在之后的运营中给租户一个基本的社区公约，西村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需要成都人自己建设、自己决定。

经历10年生长，如今的西村大院已成为成都的地标建筑之一，人们可以在这里的竹林下围炉煮茶，吃火锅，摆龙门阵，也可以顺着跑道一直冲向建筑的顶部，livehouse和剧场也在这两年陆续入驻，烟火缭绕的世俗生活一点点补足西村的血肉，虽然年轻人约会仍会以「烂尾楼那儿见」打趣，但这座巨大的建筑已经同10年前种下的那些竹子一样，向上生长、向下生根，成为成都市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杜坚没能看到西村大院后来的样子，也没能听到刘家琨在普利兹克颁奖现场，宣读他们曾经共同的信念——「『未完成感』不是『未完工』，而是对生长的诱导。材料和工法无所谓新旧，但看用在什么地方。粗砺可以挂住时间。」

杜坚过早地走出了时间，2020年11月9日，杜坚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8岁。疫情期间，百业萧条，西村大院也未能幸免。亲友为他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追思会，杜坚年轻时写过诗，挽联是朋友们一起想的，「诗商杜坚，一路走好。」

刘家琨不是一个情绪外露的人，但同《人物》谈及老朋友的离去，他流露出内心的感伤，他说这两年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自己不会主动去西村，「因为每次去，甚至觉得他还会从哪个地方又走出来」。

这些年，在不同场合讲解西村大院，刘家琨都会播放一段3分多钟的视频，其中有特别的一帧，是杜坚站在西村的跑道上，俯身对着镜头比耶。

刘家琨还记得一个细节，西村大院建成后，杜坚喜欢去那儿拍飞过的飞机，因为在成都市中心，只有这座建筑的中间不受任何遮挡，抬头就能看到大片不被分割的天空。

杜坚对着镜头比耶受访者供图

重力

对成都文艺界来说，杜坚的离开是一记重击。

雕塑家朱成是成都文艺圈里的老大哥，四川人形容一群朋友在一块儿，有个词叫「兄弟伙」，杜坚差不多是「兄弟伙」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但因为为人仗义，又很江湖，朱成一直称呼他「杜哥子」，「杜哥子走得太突然，我们都接受不了，对家琨就更不用说。」

年轻的时候，如果有项目，朱成经常跟刘家琨碰到一起，有段时间，刘家琨对装置艺术很感兴趣，朱成记得，「他鼓捣了特别多反重力的装置，一个小小的支点，他要跟那个（重力）对抗。」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全情投入建筑以后，朱成有一个感觉，刘家琨似乎「越来越重」，「就感觉被那个重力坠着，被钢筋水泥坠着，人也闷闷的」。

刘家琨和朋友们，从左至右依次是：毕克俭，唐雯，刘家琨，史雷，朱成受访者供图

最近几年，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朱成记得，刘家琨从阿布扎比领奖回来，成都的朋友们欢天喜地给他接风，刘家琨平静而小心，拍大合照的时候，大家撵着他站中间，刘家琨一再央求，「低调点，低调点，照片能不发还是不发。」

朱成笑他，「我就说你高调点那个普利兹克能把奖给你收回去啊？」做建筑不容易，大家都希望刘家琨能轻松点。

这不是在人前的刻意，那段时间前后，成都「小酒馆」创始人唐蕾有次在街上偶遇刘家琨，「他一个人走着，低着头，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累」。

那不是唐蕾记忆中刘家琨的样子。1997年，唐蕾创办「小酒馆」，朋友们中只有刘家琨学建筑，门面设计当然就落到了他头上。唐蕾记得，刘家琨当年就是在酒桌上画的草图，想法很大胆，门口的钢架结构和麻绳帆布灯箱现在看来也不过时，他还「命令」唐蕾，「你把红色的桌子和椅子，钉在墙上」，当时唐蕾看不懂，但尊重了他的创意，后来「小酒馆」成为成都的城市名片，伴随中国独立音乐一路发展至今，而钉在外墙的红色桌椅，至今仍是玉林路上最醒目的标志。

翟永明随后创办了成都另一张名片——「白夜」酒吧，设计师也是刘家琨，那时她向刘家琨描述心目中的空间，「有酒、有书、有咖啡香，有可以写作的桌椅，有满墙的画，有微暗的烛光、暧昧的眼神，也有深入人心的交谈和心不在焉的发呆。」刘家琨听完，很快就有了想法，用钢笔在纸上寥寥地画，整面的落地玻璃墙、腰果形吧台、坚硬的钢筋水泥结构，招牌用折皱的铝皮，撕裂处露出舞蹈家巴瑞辛尼科夫的肖像。在他的处理下，「白夜」有了最初的形状。

2013年，玉林路「白夜」因租约到期关门。2021年，老「白夜」重回玉林。复归玉林后的新招牌，是何多苓、艾轩创作于1984年的油画作品《第三代人》，画面中间的红衣女子是翟永明，那时朋友们唤她「小翟」，她旁边身着黑色大衣的男子，是时年28岁的刘家琨，同样身处画中的还有张晓刚、周春芽等艺术家，何多苓也在后面露出了小小的脑袋。

一代人并肩站立，目光如炬，那是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八零年代。「白夜」的名字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书写过无数人类浓稠得化不开的苦难，《白夜》是陀氏最柔软澄明的小说，「那是一个奇妙的夜晚，亲爱的读者，只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夜晚。」

他们年轻的时候，有过许多这样的夜晚。翟永明曾在《以白夜为坐标》写下：每天人多得像吃席一样，一字排开，队伍越接越长，最后也分不清谁是谁的朋友，甚至于好几次凌晨散场，人呼啦啦走光了，吧员愣在那儿，也没找到谁是买单的人。

这些年轻人后来以诗歌、以绘画、以文学深度介入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并在各自的领域，各有其成。之前老有人追着何多苓问，这些人都是怎么找的，怎么个个都成了风云人物？何多苓每次都莫名其妙，「我哪儿知道，就是身边的人，拉过来就画。」

随着普利兹克奖的到来，这个问题沉寂许久后再次被人提起，何多苓耐住性子回答，刘家琨站在最前面，「因为他浓眉大眼的，好画」。

刘家琨的朋友里，何多苓几乎是最超脱的一个：每天下午睡到自然醒，醒来就在工作室画画，不想画的时候就找朋友喝喝酒，不用应对什么人情世故。

刘家琨没有这些乐趣，即使年轻时出现在酒吧，「那他那天肯定得有什么事，或者约了什么人」。何多苓爱唱歌，喝完几杯一定要高歌几曲，但认识四十几年了，他从来没听刘家琨唱过歌，「我就老说他，你要是不练到帕瓦罗蒂的水平，你是不会开口的」。

很多人提到刘家琨的头发，之前一直很黑，疫情几年，「一下子就白了」，最近一次见面，何多苓还拿刘家琨的白发开玩笑，「我说狗日的，你这还故意弄了一头精英白？这染得，这颜色还挺均匀。」

那些年轻的夜晚永远逝去了，他们用刻薄的笑话消解哀伤。在何多苓看来，刘家琨身上的「重力」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建筑师的身份也让他持续处在各种麻烦之中，过去几年，除了挚友杜坚的离世，「他还要养着自己的公司，那么多人要吃饭，还要处理复杂的关系」。

就这个层面而言，何多苓认为刘家琨比自己「坚强」得多，许多时候，何多苓一意孤行地选择背对现实，「家琨没那么脆弱，他让自己深深卷入其中，但又在其中保全了自己，这个很了不起。」

2021年，《第三代人》重聚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周春芽，张晓刚，何多苓，翟永明，刘家琨，张骏受访者供图

狡猾

几年前，何多苓为了过把建筑师的瘾，亲自设计建造了自己的美术馆。900平米，从零开始，自己是自己的甲方，于是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但整个工程用了4年才完成，总结下来，何多苓一肚子苦水，墙抹不平就算了，施工队甚至把入口一根大梁装歪了。

但对一座建筑而言，施工环节并不是最麻烦的，「还有审批，消防、电力、城建，乱七八糟的手续，你都难以想象」。美术馆建成了，何多苓很庆幸，这种苦只用遭受一次，「做完了我就更佩服家琨，这个活儿，真不是人干的」。

建筑之难，文字描述很乏力，何多苓记起一件小事，刘家琨从来不是那种会叫苦的性格，但在2010年左右，54岁的他甚至动过转行回头写小说的念头，结果被何多苓泼了一盆冷水，「再转都要退休了」。那段时间，正是西村项目最焦灼的时候。

朱涛总结，刘家琨的成功，外界夸赞的往往是他的真实质朴、过人的才华，这些当然必不可少，但也许只占据10%，剩下的90%，是公关、周旋，是如何应付各种各样无理的要求，绕了很多圈，「最后像顺手牵羊一样，绕回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如何与现实周旋，是每个建筑师都逃不掉的课题。有一类建筑师会选择「完全的妥协」；还有一类是「完全的不妥协」，朱涛就是后者，他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很多项目还没开始谈就死掉了」，而且伤害是持续的，「一个高品质的建筑师需要在一个个作品上积累，如果过于清高，放不下身段，会影响建筑师的成长和演化。」

聊起建筑师经历的挫败，罗珂想到刘家琨的一句名言，「挫败就是建筑师的人生」，他很坦诚地告诉《人物》，选择在大学任教，多多少少有保护自己的意味，「建筑师真正的创作就是在办公室和同事的沟通之中，走出办公室的门，就是无穷的限制，无穷的阻力。」

罗珂把建筑师分成三类：一类是刺猬型的，「要斗争，要冒犯所有规则」。还有一类是「猪一样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干」。结合中国建筑师所处的语境，刺猬会死得很惨，猪活得毫无尊严，「第三类就是狐狸，就是你出招的时候我不是硬扛，我绵里藏针。」

刘家琨显然是狐狸般狡猾的建筑师，他有一句名言，「打不赢就入伙」，意思是，打不过对方，就先加入对方阵营，再想办法从内部抵抗。他从不骂甲方，而是这么理解建筑师和商人的关系，「作为一个商人，他钱都不能赚，就是不专业，你使他不能赚钱，你也不专业。」

不止是甲方，朱成说起他们年轻时做项目最痛苦的就是一起去开会，「哎呀，就是经常一群什么都不懂的人让你干这干那。」朱成是个暴脾气，相比之下刘家琨的耐受力好得多，但也有实在听不下去的时候，「他会突然说一句『我们让朱哥说两句』」。

关于外行指导内行，朋友们提供了若干不足为外人道的段子，但忍受这些，是一个建筑师的宿命。

在朋友们的印象中，刘家琨是一个混杂、多面的人。张永和跟刘家琨认识20多年，一起做过许多讲座，一起出门旅过游，但至今他还分不清他的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

不止一位朋友提到，刘家琨很像过去四川江湖上的「袍哥」，「袍哥」有时豪爽，有时凶悍，有时老谋深算，这些个性都混杂在刘家琨身上。

这种性格让刘家琨具备灵活处置现实的能力，一个可以佐证的事例是，胡慧姗纪念馆的建设和留存，远比外界想象得曲折——当年刘家琨画好图纸，连建房子的地都没有，后来是朋友樊建川帮忙，才在「建川博物馆」的一片树林里给他找了一处空间。刘家琨什么都没考虑，自己出钱，自己找工人，就这么热情澎湃地动工了，直到房子修完，才发现没走审批手续，理论上成了「违章建筑」，一度面临被拆除的风险。

朱涛记得，有天晚上，刘家琨焦急地给他打电话，「要拆掉了，怎么办？」朱涛在家里翻出200多张平时收集的记者名片，给每个邮箱发出一封求助信。之后媒体真的铺天盖地宣传起来，舆论一时热烈，纪念馆被保留下来，但遗憾的是，从此不再对公众开放。

媒体又感到愤怒，带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去找刘家琨。刘家琨略过所有曲折，只讲故事动情的部分。朱涛说，这只是一个例子，刘家琨在多年的建造生涯中，不止一次陷入类似的处境，「所以他才变得那么滑，一个事情苗头不对，他会迅速掩藏起来，然后策略性地对付」。

在一次讲座上，有学生曾评价刘家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建筑师」。刘家琨说，「我肯定是理想主义的，但不是理想化的。如果建筑师是理想化的，就会死得很惨……你刚才说到现实主义，应该是说我知道在什么时候往后妥协、往后退，但是后退并不是崩溃，我会退到后面或者侧面，还可能会上去『咬』你，这是更内在的，关于理想主义的某种坚持。」

因为这种坚持，刘家琨在各种关系里斡旋，想办法让各方满意，但等对方满意后，他会再把自己的专业理想要回来。一个典型的「刘家琨式」做法是，胡慧姗纪念馆被关闭后，有一天，他带工人去纪念馆，在门上滋滋钻了一个孔，反装了一个猫眼，通过这个猫眼，纪念馆再次被大众看见。

朱涛觉得，刘家琨的性格里面，有一种对记忆、真实性的执着。疫情期间，有次朱涛从香港去成都，见到刘家琨的一头白发也十分惊讶。朱涛询问缘由，刘家琨回答，主要是每天晚上刷手机刷的，那段时间，新闻里有许多悲伤的消息，「他明明告诉自己，不要过于沉浸在里面，但他忍不住」。

朱涛认为，这种对现实和记忆的关切，决定了刘家琨的处世方式，他的狡猾、他的「打不赢就入伙」也就有了策略的意味，因为「这时候，个人就不是唯一的，而是成为建筑谱系中的一部分」。

刘家琨以这种雄心做建筑。

「建筑是坚固的」

虽然在应对现实层面，何多苓承认刘家琨的「坚强」，但就精神底色来说，他觉得刘家琨跟自己一样，性格里有许多悲观，「他其实不是那么积极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工作迫使他非得这么做，这可能把他给逼出来了，逼出来之后他也就比较游刃有余来做这些事儿。」

何多苓说到1993年，刘家琨一夜变回建筑人的那趟旅行，除了刘家琨自己提到的空间关系带来的吸引，还有另外一个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之于一个对文学失去了信念的人，「建筑是坚固的」。

何多苓觉得在文学和建筑之间摇摆的那些年，刘家琨「内心应该有过很多焦虑」，这种焦虑不只是世俗声名上的，「那个太浅了」，何多苓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刘家琨作为文学家悲观的那一面，让他早早看到了文学的末路，「他焦虑的，还是用什么方法表达，以及表达什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易丹也是「兄弟伙」中的一员，他跟《人物》说起一件与建筑无关的小事，他们这群朋友，偶尔会一起组织出游，有年他们结伴去西安，准备转车去蓝田拜谒唐代诗人王维的墓，出发那天早晨，刘家琨兴冲冲往外跑，「他说他在网上查到西安最有名的肉夹馍，一定要去吃」。易丹的心思早就飘到了王维那儿，觉得刘家琨简直有毛病，「最后我都在那反对，我说我不去」。

后来一群人约在车站见面，易丹左等右等，刘家琨几乎踩着发车点赶到，他顶着一头汗珠跟易丹炫耀，「哎哟，这个肉夹馍，就我这一趟可太值了。」

易丹觉得，刘家琨身上一直有这种对世俗生活的好奇，这或许决定了他看待建筑的方式，「古今中外涉及建筑其实一直存在一个伦理的基线，传统就是为神权、为王权做建筑，就是庙宇、教堂、宫殿这些东西。但刘家琨是另一条线，是做人性的建筑，就是你的房子，是要拿来给人用的。」

站在一位人文学者的角度，易丹觉得人类历史上，那些为供奉权力而生的建筑「已经创造了太多，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现代建筑师应有新的使命，易丹认为刘家琨自觉承担了这份使命，「就是说我不是造一个纪念碑，我也不是说要一个建筑出来，让人很压抑，恨不得在它面前下跪低头」。

易丹的感受同历史学家王笛不谋而合，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王笛对旧日的成都市井生活饱含深情，他第一次走进西村时，印象最深的是像鞋带一样交叉穿过建筑，一直延伸至房顶的跑道， 他同《人物》谈起一种细微的感受——走在一些大型建筑面前，人往往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有的甚至先要登上几十层台阶才能靠近建筑，「包含着一种权力的俯视在里面」。但是西村大院，「它是反抗权力的，是一个平等、亲和的地方」。

西村大院图源：浅深摄影©️家琨建筑

在成都文艺圈，画家唐雯认识刘家琨最久，他比刘家琨大两岁，小时候两人曾在一起学画。教画画的老师姓王，是刘家琨父母读书的华西医学院教具室的一位老师，那是「文革」刚刚开始的混乱岁月，王老师和他们各自的父母均被波及，对十一二岁小男孩来说，世界突然变得无法理解，但不被拉出去运动的时候，不怎么爱说话的王老师就一笔一笔教他们怎么画画，因为是医学院教学，教具室里的骷髅或其他骨骼标本幸免于难，他们可以拿来练习素描。

唐雯记得，有次王老师叮嘱他，去刘家琨家教他画一下素描，60年的时间过去，人生里许多记忆都变得模糊，但唐雯一直记得，那次在刘家琨家里，刘家琨神神秘秘递给他一颗糖果。那是唐雯被恐惧、疑惑、愤怒、无力填满的童年，为数不多的一点善意。

后来唐雯经历许多波折考入四川美院，跟何多苓、罗中立、张晓刚等成了同学，再见刘家琨已是在四川美院，刘家琨经常来找这群同学玩，时代来了个急转弯，他们成为毫无疑问的时代之子，最开心的记忆是学校有个防空洞，有小贩推着车卖那种几分钱一两的散装酒，年轻的他们杯子撞到一起，谈论文学、绘画，或是谁和谁的爱情。

按照何多苓的说法，那是「随便画点什么就能进入中国美术史」的年代，唐雯说了一个小故事，有天他在操场打完篮球，鼻头挂着汗珠，罗中立看到拉着他就往画室跑，「说兄弟帮帮忙，让我画画你这个汗珠」，罗中立正在创作的那幅作品，就是后来震动全国的《父亲》。

唐雯把喝酒的爱好保持了一生，喝过酒的他常有妙语，说到刘家琨的时候唐雯突然想到，「大家好像总说文学如何如何，建筑如何如何，那如果它们是一件事呢？」

砖瓦土石没有情感，但建筑可以成为一种语言。如果它们是一件事，那么抛开建筑学复杂的表象，重新回到「第三代人」的语境，我们或许可以窥见理解刘家琨最为关键的那道裂缝。

他们这一代，经历过时代的疯狂与错乱，也经历过漫长的禁锢与恐惧，他们亲眼见过冰河在眼前溶解，品尝过时代宠儿的滋味，他们也有过深深的幻灭，他们被压抑的情感像岩浆一样激烈地爆发，他们写下年轻的梦，用画笔描绘苏醒的春风或一位普通农民父亲的面孔，他们歌颂人的价值，任何生命都应被好好对待，每个个体都该拥有不被剥夺的自由……

只是当诗歌被人抛诸脑后，当绘画接近自娱，当人们很少再谈起文学，当他们两鬓斑白、时间的蛛网将一切无情覆盖——

还有建筑伫立在那里。

「白夜」酒吧内的《第三代人》摄影｜卢美慧

相信

最后还是回到当下。

青年建筑师靳洪铎曾在「家琨建筑」工作，深度参与了西村大院的设计和建造工作。那段经历留存在靳洪铎记忆中最深的，是每天下午5点的「刘家琨时间」，「他的创作高峰就是下午5点以后，然后把大家叫到一起，我们就反复地改。」

那段时间，靳洪铎也经常半夜收到刘家琨的短信，回想起来，刘家琨当时应该处在巨大的创作激情中，后来他专门跟团队解释，「他说其实我有时候半夜给你们发消息，你们不要责怪我，我只是怕我忘了，我把你们当个记事本。」

蔡克非也是参与西村项目的建筑师，他对西村刚刚建成时外界的争议印象深刻，他告诉《人物》，其实这些争议可以提前预判，「人是很软弱的，面对争议，一般人肯定就避免了，但刘老师有这个勇气和判断力，他还是坚持了他的决断。」蔡克非说，刘家琨获奖后，业内几乎没有质疑的声音，都是一片叫好，「他的不软弱就会显得特别珍贵，大家会为这件事情鼓掌。」

做建筑是如此之难，但本身又存在着巨大的诱惑，靳洪铎描述这种感觉，那几乎接近人类内心最本能的欲望，「这种欲望是我们征服世界的欲望，征服可能不够准确，但建筑师其实是最接近这种欲望的（职业），因为这个东西你做出来，它就实实在在扎根在大地之上。」

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伴随着地产行业的急转直下，建筑业无可避免地进入自己的冰河时代。建筑学一直很纯粹，但建筑，始终要面对现实。

青年建筑师普遍陷入困境。蔡克非说，离开「家琨建筑」后，他用10年的努力做项目，才有了和甲方对话的权利。但现在，比他年纪更小的建筑师机会更少，建筑师的社会认可度原本就很低，现在工资更低，留在行业里的，「几乎都是用爱发电，真的特别不容易」。

汤桦感受到的情况更糟糕。他同时是重庆大学建筑系的老师，作为「建筑老八所」的大学之一，近年来建筑系招生的情况非常糟糕，「因为性价比太低了，要读5年，但出来工资只有几千块」。汤桦说，如今建筑系的老师都很惆怅，建筑学应该如何应对未来的世界？

这也是刘家琨身处的现实。对他来说，普利兹克的一阵喧嚣复活了一些项目，但干建筑，始终做不到独善其身。

刘家琨始终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从2001年实习算起，几乎全程见证了刘家琨作为独立建筑师的演进，蔡克非形容刘家琨，其实更像一个「侠客」，一个人有了资历和声名，对应也就拥有了某种权力，「但他不是那种将军式的千军万马听我号令。」一个侠客，自觉远离、甚至放弃了某些权力，「但同时，他又一直想为专业做些事情。」

他说起「家琨建筑」每隔两个月举行的活动，刘家琨拿出一块空间，为青年建筑师办展览、做讲座。行业冷寂，但这里仍保持着热烈的氛围，甚至成为西南建筑圈最核心的交流中心。每次活动，会吸引几十上百人在那儿聚集，电梯时常不给力，大家需要吭哧吭哧爬上6楼，蔡克非会在这里见到许多老朋友，杨磊、温锋……他们是一起做西村和其他项目的战友，他们这群「家琨大学」的毕业生不定期回巢，依然像年轻时一样，讨论建筑的当下与未来。

「家琨建筑」的贴纸墙受访者供图

《人物》访谈临近尾声，刘家琨催促了下时间，他太忙了。最后我们说起震荡过他们青年时代的那首诗歌《我不相信》，放眼当下，建筑业陷入低迷，许多人感到虚无和怀疑，「那么你相信的是什么？」

一开始，他觉得很难用一句话表达，但下一秒，他几乎下意识地给出一个很坚定的回答——

说完自己的答案，刘家琨似乎觉得这还算一个好问题，于是把问题丢了回来，「那么你们相信什么？」

得到大约还算满意的答案，刘家琨突然很认真地说，「我希望有这么一个结尾，咱们是个对谈，不是审问对吧？我希望给你们主编说一下，我要求把你们两个的回答放到里面作为结尾。」

但新闻业有新闻业的要义，记者只是记录的人。不过在那之后，我们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了刘家琨的朋友们。

朱涛依然选择相信建筑的力量，未来虽然不再大拆大建，但仍然有很多「小而美」的项目。比如现在，他手上有一个建造校园的项目，「建筑的理想和愿景，都可以在这一块小小的地盘里实现」。

何多苓始终相信个体最小单位的自由，画自己想画的画，累了就溜达到玉林喝酒。唐雯跟他差不多，他喝垮了玉林路好多酒吧，妹妹唐蕾的「小酒馆」被打卡的年轻人攻占后，现在他通常都是下午画画，晚上去附近一家叫「暂停键」的酒吧喝酒，何多苓想找他玩的时候，不用电话和微信，到酒吧里总能找到人。他们俩年轻时就在一起唱二重唱，一本《外国民歌200首》从他们的知青岁月一路唱到今天，他们仍将继续这样的夜晚。

雕塑家朱成80岁了，他一生经历过太多的起伏和风浪，但他始终相信，好的时代会过去，坏的时代也会过去，「你们年轻人，还是要找自己喜欢的事做」。

学者易丹说起目前高校人文学科的困境不免叹息，「真的已经把人文学科几乎压到了极限」，但易丹依然选择相信「人文的东西不会消失」，他也说起自己的青年岁月，他们这代人，经历过对人文学科的彻底否定和彻底抛弃，「但最后人文学没有死掉，所以只要碳基生命不消失，我依然相信人文学关乎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

……

多年以前，刘家琨参加过艺术家欧宁策划的一个展览，那时他壮志满怀，立志做一个「一维」的建筑，但后来想了各种方法，呈现效果都不理想，最后欧宁在现场写下，「因制作太难，作品未能完成。」

也许你已经发现，刘家琨丢出问题，人们给出不同的回答，很像在一座建筑里掷出石子，不同方位，会发出不同的回声。建筑关乎规则、空间、秩序，建筑需要人的互动，这是刘家琨的诡计，也是建筑师的魔法。

那么你大概会好奇刘家琨的回答，他的回答很短，只有一句话——

「我相信建筑学能有所作为。」

（感谢赵欢、朱明、朱可染、韩琦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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