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文科留学生回国后

人物作者 人物作者 人物 2026年4月13日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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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留学生「归国潮」持续升温。当曾被赋予「精英」想象的海归光环，遇到回国后现实就业市场中的落差时，一些文科留学生们开始用「文科留子」来调侃自己。

「文科留子」——这是一个由人文社科领域的留学生们自创的标签，它的出现，意味着当「留学生」和「文科生」这两个身份碰撞后，常常会出现的尴尬现实。

报告显示，2024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人数较2023年增长7%，达到2018年的1.44倍；其中，回国求职的应届留学生人数较2023年增长19%。在就业市场上，留学生和其他在国内完成学业的同龄人一样，都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尤其是在高科技、互联网、新能源等行业高速发展，传统行业不断洗牌的背景下，文科留学生们往往发现自己的专业背景在求职市场上选择有限，甚至陷入「理科生笑文科生哭」的窘境。

在这群年轻人的真实叙事中，有被动与无奈，也有心态和期望的主动调整。留学的经历或许没能立刻兑换成一份高薪的Offer，却赋予了他们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不轻易放弃自我、努力将普通生活捏在手里的底气。

文｜易方兴

编辑｜鱼鹰

狭窄的航道

「心太累了。」

晚上九点多，赵宇给朋友打了通诉苦电话，声音里带着一种工作日结束后的疲惫。

通电话的过程中，另一台工作手机不断震动，微信消息不断。接下来的时间里，手机里的信息就没有停过——那是几位学生家长陆续发来的几十条语音信息。作为上海一家留学咨询机构的老师，她的客户是那些计划送孩子去读「美高美本」的家庭。从她开始这份工作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得不每天24小时待命。这样的生活，自留学回国后，她已经坚持了一年。

「你听到了吗？」她在电话那头对朋友说，「我要是突然不说话了，就是去回家长微信了。」

赵宇过的，是一种被工作完全渗透的生活。表面看来，这是一份与她英国Top5大学教育学硕士背景契合的工作，但内里，却是无休止的「心累」。在工作层面，她累是因为自己的期望与客户的焦虑经常不一致。「学生自己不上心，然后家长还特别能催促你。」这种拉扯，导致了时间大量用在回答和解决家长的问题上，「感觉我做的不是老师，是客服。」

更大的内耗，则来自：如今的生活，跟当初留学时所期待的未来之间，明显有一道裂痕。

她所处的行业，海外经历已不是加分项，而是硬性要求。「没有出国留学经历是不能进入公司的。」目前，除了一位在公司早期加入、资历很深的领导，其他同事清一色拥有海外学历背景。

竞争在加剧。「我不干，有的是人干，现在已经开始需要筛选学校的等级了。」就像国内看重「985」「211」，留学圈也看QS世界大学排名、英国的「G5超级精英大学」和「王爱曼华」等梯队。相应的，留学生的文凭，也在急速分化与贬值。

对于有些文科留学生而言，这种被挤压的「逼仄感」，在真正入职前就已经开始了。从悉尼大学公关专业毕业的小林，深切体会到了这套评价体系的严苛。回国后，迎接她的是漫长的「海投」。为了能拿到大厂或知名公关公司的入场券，她投出了上百份简历，每天对着电脑做各种繁琐的性格与专业笔试，「前一个摄像头后一个摄像头」地录制面试视频。

但多数时候，她收不到哪怕一句客套的拒绝，投出的简历如同「石沉大海」。原本在国外建立起的自信，在漫长的「已读不回」中被反复磋磨。

这种回国之后的心理落差，也体现在工作内容和强度上。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国莉，同样是教育学硕士，回国后在深圳一所公立中学当班主任。有编制的教师工作的确是铁饭碗，但给她带来的更多是焦虑。她发现自己在应对各种考试排名的压力中，身体越来越差。最近一次去医院，医生检查出她有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说她「三十岁不到，就得了四五十岁的人得的病」，每个月第一天，她基本都把这个月的医保用完了。在教学上，她一直坚持作业全批全改，坐着疼，就侧着、躺着改。结果有一次，她得知自己给予了最多关注的一名学习中下游的学生，却在私下里跟同学一起骂她，这让她开始自我怀疑：「我明明在国外学的是快乐教育的方式，但在回国后却不得不成了一名卷分数的老师，我这样真的有意义吗？」

进入互联网大厂，这种割裂感也不会消失。在北京一家大厂做运营工作的小樱，今年是毕业后工作的第二年，她越来越发现加班是一种常态，每天晚上十点，办公区的灯还亮着一大半，键盘敲击声和同事偶尔的咳嗽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低沉的背景音。留学时课堂上关于批判性思维、关于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激烈讨论，已经恍如隔世。她觉得，那个曾经对世界充满探索欲的自己，与当下这个机械地复制、粘贴，做文档时的自己，完全是两个人。

「我就是一颗螺丝钉。」她说。她超过一半的工作时间，都花在了与不同部门沟通流程、填写各种数据表格、以及应对层出不穷的临时性琐事上。而她作为留学生的唯一作用，似乎就是在需要读、写英文文档时，小组leader会想起她。

这种被庞大系统异化的无力感，同样击中过本科毕业于上海交大新闻系的米粒。在转轨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市场营销硕士前，她曾在互联网大厂有过一段实习。在那里，她清楚地意识到文科生在非核心岗位上的宿命：「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是开发或产品经理这样的核心岗位，得付出成倍的努力，才可能拿到那么一点成果。」

工作也会吞噬她的生活时间。在那段日子里，她渐渐丧失了倾诉欲，对社交、爱好都失去了兴趣，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低欲望的「空心人」，像机器人一般运作。她之前对于生活和周围是高敏感的，但现在她要逐渐封闭自己。

她们的故事，是「海归潮」与「文科生就业困境」双重浪潮下的缩影。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4年回国求职的海归人数已是2018年的1.44倍，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占比高达82%。这些留学生涌入职场，却面临严峻的结构性落差：一方面，海归平均薪酬虽连续六年上涨至15,440元/月；另一方面，文科与理工科之间的起薪鸿沟巨大，国内数据显示，顶尖高校理工科毕业生起薪可达25万/年以上，而部分文科专业起薪甚至不足8万元/年，差距可达三倍以上。文科生能去的行业也相对有限，数据显示，约三分之一的海归文科生都会选择教培行业，另一些则流向了运营、教师等岗位。在双减、出生率降低、AI冲击的影响下，近年来这些行业的职位需求也在缩水。

这意味着，至少在当下，文科留学生们面对的是一条颇为狭窄的就业航道。

图源剧集《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

曾经的憧憬

这两年选择回国的文科留学生们，大都有一个相似的求学背景——他们的高中阶段，在国内经历疫情，然后出国留学，并在国外恰好迎来疫情结束。

因此，当2022年9月，当赵宇从新加坡转机最终降落在英国时，她感受到的不仅是地理位置的切换，更是一种自在。「出国时，我就抱着一个明确的念头，我得老老实实的好好学，要对得起这段时光。」她身上有一种紧迫感，很大程度是因为，她实在是不想再过那种每天在家上网课的生活了。

赵宇所经历的英式课堂，也与国内常见的教学方式不同。那是一种名为研讨班的圆桌教学。没有讲台的阻隔，师生围坐，老师更像一位引导者，仅用十分钟抛出议题，便将话语权交给了学生。一节课下来，她往往比老师讲的还多。这也重塑了她对「学习」的理解，学习是一件主动的事。

一方面，海外名校对学生自主性有更高要求，另一方面，评分体系也更严格。在悉尼大学读公关硕士的小林，对这种「严」深有体会。有一门关于媒体与政治的课，老师是位印度裔，要求极高。小林第一次作业交上去，老师评价「不知道你在干嘛」，直接给了不及格。

在澳洲，挂一门课意味着要多交五六千澳币的学费，还要面临延毕，小林心里那股狠劲被激发了出来。那阵子，她和室友天天泡在图书馆，自己去网上搜国外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从头开始磨。等到第二次、第三次作业下来，老师的评语变成了「Good job」。那种靠自己死磕、最后把分数追回来的成就感，让她第一次觉得，这笔留学的钱花得值。

留学生涯带给人的改变，往往藏在这些具体的小事里。米粒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读商科，80%的课都是小组作业。在这个利益分配和性格调和的小江湖里，原本习惯在家当「乖乖女」的她，不得不学会去「抢」机会。为了拿高分，她强迫自己开口讲英文，在没人愿意领头时，主动挑起大梁去当组长，去跟所有人沟通分工。

这种独立，也延伸到了生活里。米粒说，她以前是个每周都要回家、事事听父母安排的「妈宝」。直到有一次，她独自从济州岛飞首尔，遇上暴风雪，飞机无法起降。在那个六神无主的瞬间，她没有打电话哭着求助父母，而是冷静地给自己买了延误险，快速定夺、改签回国。等她平安落地上海后，她意识到，自己说话的开头，再也不是「我妈说」，而是「我觉得」了。

出国前，赵宇不会做饭。而在英国，她成了自己唯一的依靠。挑战从处理一块「有味道」的肉开始。因为当地讲究动物福利，肉类不放血，腥味很重。于是，她的烹饪流程变得漫长：解冻、泡血水一小时、倒掉、切块、腌制，最后才能下锅。到了后来，每顿饭她都自己做。

考验也来自其他方面：自己找房、办理手续繁琐的银行卡、应对身份证丢失的麻烦。国外的生活还有潜在的危险。因为伦敦并非只有博物馆和下午茶，也有毒品和枪击。她经常在街上闻到大麻味，「那是一种类似于下水道的味道，很难闻」；而她住的地方几百米外还发生过枪击案；有个白天，她被一个「嘴里念念有词」的中年男性尾随了一条街，最后靠绕路才甩掉。

这些时光里锻炼出的独立性、解决问题的思维，共同塑造了她，并在回国后继续发生作用。

图源剧集《装腔启示录》

去留之间

回国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场冷静的现实计算。赵宇清楚地知道，英国并非移民国家，留给外国人的工作机会稀少且竞争激烈。

「试过留下，但是没有成。」她没有太多遗憾，因为真正能留下的少之又少。

伦敦生活的现实，用一个数字就能概括：每周2500元人民币的房租。这是她为伦敦「繁华地带」一个合租房间支付的价格——一间约70平米的公寓，三人合租，厨房是公用的。每月仅房租支出就超过一万元。

每一段留学之旅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真金白银的投入。她选择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无法继续承受这份高昂成本所带来的风险——「我要承担这一两年找不到工作的风险，真的太贵了。」

海外热门国家、热门学校的留学学费，本身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一家留学中介的工作人员介绍，以美国为例，攻读社会工作、传媒、公共政策等常见的文科硕士学位，每年学费通常在2万至5万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4万至35万元）。在英国，文科类硕士项目的学费每年约在1万至3.2万英镑不等（约合人民币10万至32万元）。如果是私立大学，则更高。

再算上生活和住宿，一年几十万人民币的预算，是许多留学生们面对的常态。

也有许多留学生试图留下。在英国伦敦留学的张敏说，有些同学利用PSW签证（毕业生工作签证）留在英国，试图寻找机会。「但现实往往是，理想的正式工作Offer寥寥无几，许多人不得不先去摇奶茶、在餐馆打工，以兼职维持生计，同时继续海投简历。」

张敏有个同学，曾计划「读硕士时结婚」以解决身份，最终未能如愿，不得不加入「摇奶茶」的队伍，并在两年签证期满后，面临回国的现实。

她说：「在伦敦，摇奶茶赚的钱，可能刚够覆盖合租的房租，但其他生活开销还得靠家里支持。」这种「拖下去」的挣扎，与其说是争取机会，不如说是一种无奈的缓冲。最终，无论主动与被动，大多数人都难以回避回国就业这条路。

除了经济账，还有一本亲情账。在悉尼读公关硕士的小林，原本真的动过留在澳大利亚的念头，澳洲也有毕业生工签。但留学期间，外公去世，隔着大洋，她突然意识到，那个平日里看似强势的母亲，其实非常需要情感上的支撑。她想了想，既然在国外拿了两年工签早晚也是要回国的，不如干脆斩断退路，早点回去面对真实的生活。回国，对她来说，是主动选择承担起一份家庭的牵绊。

而一旦做出回国的选择，就必须直面如今国内的求职现状。

赵宇回国后的求职，更像是在有限信息下的摸索。一些同学会推来实习或招聘群，但帮助有限，同学们自己也还都在发愁。

符合她心理预期的工作不多。大厂卡得很严，面试都难进，而且听说「加班很卷」；考编也想过，但又觉得不太自由；选来选去，只能是找了一个留学中介相关的工作，「工资相对高一点」。

作为文科留学生，她的感受是，找到一份工作并不难，但不少工作都是几千块钱月薪。「就像我们都自嘲，花几十万出国，回来一看月薪八千」。

上海交大新闻系毕业的米粒，选择花几十万去新加坡南洋理工读市场营销，完全是冲着「回国认可度」去的。

出国前，亲戚长辈没少念叨她：「学了四年的新闻专业放弃，花那么多钱出国学个啥市场营销，出来不就是去发传单、拉客户、搞销售吗？」但米粒主动跨专业出国，就是为了换一条赛道。她亲眼看到学长学姐在传统媒体里面临降薪、高压甚至抑郁的困境，如今全班二三十个人，几乎没人再去干正统新闻。她想通过学习商业思维和消费者洞察，给自己回国后的简历上多增加一点赢面。

进入编制，也是很多文科留学生回国后的主流选择。比如国莉，回国后她曾找一些同学打听工作情况，有人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父母也劝她优先考虑「稳定」，此时正好深圳在大量招教师，她于是顺理成章地参加了深圳教师岗的面试，并在协议上签下了名字。

图源剧集《转职的魔王大人》

碰撞与落差

留学带给赵宇的，不仅是学历，更是一套新的认知体系。工作后，这个体系却遭遇了强烈的碰撞。

最让她感到冲击的是，国内职场上普遍存在的35岁门槛。「在国外，35岁是正好跳槽的年龄，最吃香。」她解释，因为那时人已业务熟练，经验丰富。

她描述了在英国时了解的招聘规则：简历上禁止出现年龄、性别、残疾状况，从源头上杜绝歧视。但在国内，她发现自己又要重新适应不一样的法则。

如今，赵宇的工作，是帮助富裕家庭子女申请海外名校——主要是美国高中和大学。由于成本高昂，家长们往往非常上心。她说：「美高一年学费六十万，读三年，本科再读三四年，每年六七十万学费，你想想是多少个一百万。」她的客户，是能够轻松承担这笔费用，且「还有生活费、住宿费、玩的钱」的人。

然而，接触这些人并未带来成就感，反而衬托出她的疲惫。在这个链条上，她只是一个服务者。

国莉工作的一所深圳普通公立中学里，毕业于QS排名前30大学的老师就有5个。顶尖学府的光环仿佛被稀释了。她发现，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因为同在这个系统之中，大家都累，「聚一起顶多就互相抱怨一下」。

她觉得，「在学校，没觉得自己的学历能带来什么价值感」。她在同事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大家交流的话题，她不太感兴趣。有几个校领导，是本地的城中村拆迁户，「整天开口闭口聊的都是你家拆了几套房，你在深圳买房了吗，你老家几套房」，在这样氛围中，她越来越疏离。

同样走进了体制内（国企）的米粒，面对这种工作落差，用了一种近乎「解构」的务实心态来应对。

米粒是个执行力极强的人。秋招和春招加起来，她给不同行业量身定制了四五版简历，投了不下两百份。她靠着英文演讲能力，在一场竞争极度激烈的群面中杀出重围，拿下了世界500强外企的Offer。但权衡了行业天花板和晋升空间后，她纠结了半年，还是放弃了外企，转身进了一家国企。

入职后，落差是巨大的。等待她的不是什么运筹帷幄的商业策划，而是大量枯燥的纪要、文件梳理和审核。「你费了非常大的功夫去做这件事，但最后没什么人看，觉得自己的工作谁都能替代。」

不过，米粒没有让自己陷入内耗。她开始琢磨这些枯燥流程背后的宏观政策目的。想透了那一层，她反而觉得有意思，「比如我能理智地分配自己的精力，不再强求每一件琐事都做到一百分。」她总结自己选择的优缺点：去外企或者互联网公司，说到底也是做没有创造性的流水线活儿，还要面对更激烈的「站队」和无休止的加班。而在现在的单位，她起码拥有了「可躺可卷」的选择权。

至于人际交往，她也不别扭，「做一下面子工程也不会让我太难受，守住底线，对领导尊敬一些就行」。在这场与现实的碰撞中，她硬是给自己撞出了一块舒服的缓冲带。

对于远赴澳洲求学的小林来说，回国后的落差，有着极度具象的画面——那是无数个盯着电脑屏幕，在「前一个摄像头、后一个摄像头」的严密监控下，做性格测试和专业笔试的下午。

带着悉尼大学公关硕士的文凭回来，小林原本对未来抱有期待，她把简历投向了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和知名公关公司。但现实很快给了她一记闷棍。整个七八月份，她投出的一百多份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收到几个线上面试，面试官客气地说完「感谢你的时间」后，便再无音讯。

那段时间，小林被巨大的挫败感包围。她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陷入极度的自我怀疑：「难道又要上演本科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旧戏？」

转机发生在一次寻常的晚餐。父亲察觉到了她日渐沉默的沮丧，并没有像几年前那样责备她「逃避现实」，而是用最朴素的话托住了她：「没事的，只要你在行动，没有摆烂，我们就支持你。实在找不到，就在家多玩玩。」

这句话像是一剂强心针。她骨子里那股「绝不放弃自己」的狠劲又被逼了出来。她调整策略，把每一次面试都当成实战来死磕，哪怕再小的公司，她也会花大量时间去研究岗位需求。

后来，在应聘深圳一家公司的公关岗时，经过了前面几十次的「毒打」，小林的心态反而彻底放开了。面对主管和HR的交叉提问，她不再是那个结结巴巴、端着「海归」架子的职场小白，而是一个在异国他乡独自搬过家具、扛过严苛的印度教授刁难、不服输的重庆女孩。

面试的领导恰好也是个性格直爽的人，一眼就看中了她身上那种不矫情、极度肯学的韧性，当场拍板让她来做公司重点培养的「新生资源」。

就在上个月，小林顺利通过了试用期。如今再回看这段水土不服的阵痛期，她发现，留学教给她最有用的东西，不是哪个具体的理论，而是无论遇到多大难关，都能按时吃饭睡觉、一件件把小事理顺、永远不放弃自己的强大心态。

图源剧集《她的日与夜》

未来

赵宇所有当下的困顿，都指向一个明确的未来：离开。

她意识到这份工作带给她的改变。有一次，她养的小狗兴奋地扑过来想和她玩耍，当时她正在回复一条棘手的家长微信，她直接对着小狗大吼：「走开！没看见我正忙着吗？」吼完的瞬间，她自己都愣住了。那个曾经对周遭保持耐心和宽容的自己，好像被遗忘在了某个角落。

她还得坚持六个月，才能拿到上海户口。她计划落户手续一完成就离职。「离职之后，我还要再休息一下，休息两个月。」她无比渴望一段完整的、不被工作消息切割的时间。

当老师的国莉也想通了，「我就做好分内的事情，也不图升职，也不图领导重视」。在做好「分内事」以求「保底」的同时，她正以「最小时间单位参与」的方式，与同学探讨、尝试教育领域的创业项目，「这既是分散注意力，也是保持与商业世界连接的一种尝试」。

教学之余，她还在尝试新媒体写作、影视剧本创作。她知道自己不会当一辈子老师。

在国企的米粒，则摸索出了一套与现实「和解」的活法。她坦承，经历了海投、外企群面、各种行业毒打后，她选择了妥协，承认自己就是个「俗人」，想要一份能准点下班、不被工作过度吞噬的安稳生活。

在按部就班的工作之外，米粒为自己圈出了一小块「自留地」。下了班，她有充足的精力去玩「拼豆」手工、学吉他、逗弄新养的小猫。她只想把这些真切的幸福感，牢牢捏在手里。

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回来的文科生徐丽，恰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干教培。

留学时，她就曾兼职当成年人的英语老师。当时，她的学生要么是不会英语的家长，要么是在当地工作的新移民。「一开始我发现他们英文水平特别差，可能只有国内中小学水平，后来我想到用一些实用的办法，比如教他们填一些生活中必须填的英文表格，慢慢的大家兴趣都上来了。」

「我的学生都很喜欢夸人，我们就会互相夸。」她认为这种鼓励式教育非常重要，「我的教授也特别爱夸人，即使我觉得做得不够好，教授也说你做得非常好，应该为自己感到很骄傲」。

那时候，她感受到学习语言的魅力：「语言的本质是交流沟通，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拓宽眼界。」这也与她出国留学的初衷一致。

回国后，她找了一份教培公司的教研工作。工作强度很大，经常要加班，也要做一些反复回看课程打磨课件的枯燥工作，但她觉得，「自己干得有价值感，累点也能继续做下去」。

最近，她的公司开始组建团队，投入到人工智能软件的研发中，她报了名。尽管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岗位，更多是为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准备，但也有诸如产品经理、运营之类的工作可以选择。

「还是要主动寻找与时代接轨的，同时自己也喜欢的职业。」徐丽说。她也觉得自己属于幸运的「少数派」，「毕竟，当初回国之后，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就被同学叫来了北京，接着就遇到了这家公司，没有经历什么太复杂的选择。」

如今，面对职业的选择，文科海归们的路径依赖正在被打破，流向愈发多元。智联招聘报告显示，超过七成的海归愿意尝试灵活就业，其中短视频博主（占比46.5%）成为最热门的选择。除了北上广深，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杭州、武汉等，凭借其产业活力和人才政策，也吸引了大量海归，其职位数占比已达37.7%，几乎与一线城市（38.3%）持平。这也意味着，文科留学生们也在主动尝试远离内卷，正把目标投向更接地气的城市。

当被问及「花几十万出国读文科到底值不值」时，在深圳终于稳定下来的小林，给自己的留学生涯打出了「满分」。

其实在那顿玩笑般说着八十万学费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晚饭后，父母早就在心里看到了她的蜕变。出国前，她遇到求职受挫就会跟父母冷战、哭泣，充满逃避心态；而两年后，她变成了一个在至暗时刻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成年人。她学会了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图源电影《过往人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