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身份的变化，做导演更长远的意义在于，一个原本已经在小说和编剧领域都有了代表作的人，如何开始更完整地表达自己。这种完整，不只是从文字走向镜头，也包括郑执怎样重新理解创作、理解行业、理解人与人的关系，进而再一次理解自己。

作者|张凡

编辑|丁宇

审签|黑玉红

整个春天，郑执都在忙碌两件事：执导的电影《森中有林》上映和新的长篇小说《朱砂掌》出版。

在此之前，郑执出版过《生吞》《仙症》等多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集，也做过《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被我弄丢两次的你》《刺猬》等由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编剧。5月23日上映的电影《森中有林》是他第一次做导演。

2026年4月16日，《森中有林》作为天坛奖入围影片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展映。在电影第一次和观众见面后不久，《博客天下》作者和郑执坐下来深入地聊了聊。话题围绕他第一次做导演展开，但不局限于此，更多的是他如何走到这一步。从他手头在做的事和他由此生发的思考，我们能感受到他是如何一点点地接受自己的复杂、局限与变化的。

现在的他看似站在一个分岔路口，能做和要做的事很多，但他并不觉得抉择艰难，而是明确知道自己想去往什么方向。方向不止一个，他还想拍电影，也想进行更独立的文学创作，同时还要认真当一个好父亲，不缺席女儿的成长……电影上的集体创作与行业规则，写作上的探索与专注，生活中的停顿与获得，这些共同构成了此时此刻的郑执。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转型导演”的故事，而是一个人在面对不同的岔路时，如何让它们在自己身上分开再相遇的过程。比起身份的变化，做导演更长远的意义在于，一个原本已经在小说和编剧领域都有了代表作的人，如何开始更完整地表达自己。这种完整，不只是从文字走向镜头，也包括他怎样重新理解创作、理解行业、理解人与人的关系，进而再一次理解自己。

电影《森中有林》正式在全国上映之前，郑执已经带着这部电影在不同城市里辗转了一些时日。

这部改编自他同名小说的影片，围绕一桩横跨数十年的旧案展开。前狱警廉加海和他旧日的恋人王秀义等人的命运，在时间的流逝中彼此纠缠在一起。电影由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乔杉特别出演，夏之光主演，从郑执的家乡沈阳一路拍到被戏称为“东北第四省”的海南。

在导演这个新身份下，他要为这部电影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从4月中下旬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到“五一”假期个别城市的点映，郑执全情投入地参加了每一次与观众的见面。

如果说过去写小说是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创作，跟读者交流的人群基数也不大，那么作为导演与电影观众见面则是完全不同的场面。电影可以把创作者迅速地推到人群前面，观众观影时的欢笑和沉默是即时的。在一次次映后交流里，观众也会勇敢地站起来，当着所有主创的面说出自己观影时的思考。

“所有的作品，只要搞文艺创作，就是给人看的，很正常。说实话，还挺期待别人会怎么看这部电影的，我觉得它是一种交流。”虽然会收到什么样的反馈无法预料，但郑执乐于直面交流。

与许多人心中对作家那种“孤独”乃至“孤僻”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听郑执讲自己从无到有创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会发现，在许多环节上，他都能表现出一种很高的“社会化程度”。

比如，《森中有林》在北影节第一次放映时，他主动把演员往前推。交流环节，他提议每位演员自己选一位观众发言，演员发言时，他也会下意识地向后退一点点，因为他知道那是粉丝拍照的最佳时机。“我懂规矩。这种场合，人家是看演员来了，你要是有经验，就知道错开一点，不然人家截图的时候就有你一只胳膊。不是说往后躲，而是你要知道那个场合是干嘛的。”

这种对场合的理解，贯穿在郑执第一次做导演的很多细节里。比起强调这是自己的电影，他更习惯去理解每个环节里别人真正想要什么。从拍摄现场演员和团队的需求，到观影的观众的期待，再到活动的气氛，很多事情在他那里不是靠导演的头衔就天然具备合理性的，他愿意靠自己的共情能力去换取和谐，以及大家发自内心的满意和尊重。

这种共情能力，陪伴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正因如此，当给《森中有林》这部电影当导演这件事最终落到他头上，他并没有被吓退，尽管那并不是他一开始就计划好的事。

几年前，《森中有林》小说版权卖出去的时候，郑执想得很简单，觉得和此前习以为常的几次流程没什么太大区别。“一开始只是把版权卖了，我接了编剧的活儿，答应把剧本写了。”没想到在漫长的筹备过程中，投资方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导演，聊过很多人也没能正式推进，直到有一天，决策者把一个选项抛给了他：“问我，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导？”

当时的郑执，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想过当导演，只是他觉得这至少是45岁以后才发生的事。在他的想象中，当导演的第一部戏大概率是部小成本文艺片，不可能一上来就有这么大的投资。一直以来，他做事都稳扎稳打，希望做好这一步再开始下一步，他觉得自己得再多学点东西，才能把职业边界拓宽到导演这个领域。

“这个念头一旦植入到脑子里，你改剧本的时候就有倾向了，就会觉得，要是我自己导，这个戏就可以写得更具体、更详细。”从投资方提出让他自编自导的建议，到他最终松口答应，这中间又隔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他作为编剧还在不断修改剧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最终会落到谁的手上，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就这样悄然发生了。

郑执也在问自己，真的不可以吗？为什么不试试？再赶上女儿恰好也长大了一点，不再需要他日夜守护，所以当剧组真的开始筹备的时候，他决定给自己和这部电影一个机会。或许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做好万全准备才能开始的事，时机到了，他愿意推自己一把。“一动那个念（头），就……”到这时，其实“导演意识”已经在他身体里生长得差不多了。

郑执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构”当导演这件事。电影投资的成本不小，听起来压力很大，可是他不会被这个数字吓倒。剥开外面的包装，他能看清里面实际是要干一件什么事。

“不是开玩笑，我拿这个心态安慰自己，我说这就是一场班会。”小学的时候他组织过班会，一个班50名同学，聚在一起排几个节目给大家看。电影剧组，区别只是人变了，人数多了4倍到了200多人，表演的人也从自己的同窗变成了于和伟、高圆圆等专业演员。

“导不好，还导不差吗？小时候干过，我能把任务完成。”他没有神化“第一次做导演”这件事，反而先试着把它拆解成熟悉的小问题，熟悉了，就知道能怎么完成了。

电影从编到导都是百分之百的“郑执作品”，但他从来不觉得这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在郑执看来，选对人就是他这次拍电影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他花了大量心思和精力组建自己最想要的拍摄班底。

摄影指导朴松日，几年前郑执看过他的作品《过春天》，那时候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觉得很适合这次想要的风格。美术指导兰志强，郑执在看过剧版《平原上的摩西》的剧本后，再对比最终的视觉呈现，觉得美术太棒了，赶紧就联络上，没想到对方也很喜欢《森中有林》这篇小说，于是一拍即合。造型指导陈子晴是一个香港女孩儿，郑执曾在香港读书，两人聊起天来有很自然的亲近感，品味上也特别合拍。

郑执说：“集体创作，最难的是审美一致。别的什么都可以聊，审美这事很难沟通。它是说不清的，不是技术上的东西。”电影最终呈现出的气质，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表达，而是所有部门共同完成的结果。很多时候，创作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句明确的要求，而是大家天然就知道彼此想往哪个方向去。

这种信任，也慢慢延伸到整个剧组的工作方式里。聊起电影拍摄时的很多细节，郑执都会很自然地提到幕后工作人员对每一场戏的贡献。很多话不需要他主动说，当每一个职位都找到专业且合适的人，他们会主动贡献出他期待之外的能量。

片中有一场于和伟和高圆圆在厕所外站着聊天的戏，后期配音时，声音指导吴江坚持保留了厕所里有人小便的声音。“我问吴老师是故意做这个东西吗，他说对，就是要‘破’掉一些东西。从做声音的逻辑看，那道门是关不严的，一定会传出那个声音。从我的角度看，两个长得那么好看的人，在那样一个‘穷鬼乐园’的环境里聊爱，肯定跟在咖啡馆不是一个气质。到底能不能拍出我想要的浪漫？我就想要这个。”那个声音小到很多观众可能根本不会在意，但说透了之后，郑执特别喜欢，只需要这一幕，他就知道彼此足够合拍。

演员的创作也一样。一部电影能浓缩很多人漫长的人生，就是要在一些小细节上，一点一点长出真实感。

之前给《刺猬》做编剧跟组时，郑执近距离见过葛优怎么工作。比如某一句台词，演员觉得稍微调整一下可能更顺，就会直接来找编剧讨论。那是郑执第一次强烈意识到，哪怕最后站在镜头前的是演员，但表演本身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成果。“原来你看他的经典作品，觉得演得真好，但你不会知道背后的故事。现在你自己也参与了，再看某段表演，你知道这是我昨天晚上聊出来的。聊的过程观众看不见，只有你们知道，然后你才会明白，真正的创作是怎么一回事。”

到了《森中有林》，他和于和伟之间的沟通同样持续了很长时间。从优化剧本开始，两个人就在聊角色，很多细节和情绪都是在反复交流里慢慢形成的。“私底下我们关起门来聊剧本，他讲了很多个人层面的阅历。我写了一个我叔叔、大爷辈的人，对他来说是哥哥辈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谁主动改了谁的创意，而是大家基于相似的成长背景出发，又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大家都想把这个事干好，而且客观事实是，能力也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如果能力不在同一个水平，也会出现倾轧的问题。”

整个拍摄和后期期间，郑执都保持着一种非常开放的沟通状态。别人给意见，他会认真听，觉得有道理就采纳。虽然是第一次当导演，用的还都是这个行业里顶尖级别的演员和幕后团队，但他从来也不需要通过“扮演”一个大家想象中的导演，来为自己争取那种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权威感。对他来说，比起维持某种身份，更重要的事情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家能不能一起把这部电影顺利完成。

《森中有林》上映的这个5月，郑执还有另一个重要作品即将面世，长篇小说《朱砂掌》。距离他上一次正式出版文学作品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

这六年里，外界对郑执的印象大多来自电影。相比早些年那个不断写小说的阶段，他看起来像是暂时离文学远了一点儿。但如果真正了解他近几年的生活会发现，他的“远离”并不是创作的停滞，变化只是因为他自己的生命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当时的暂停和此刻的回归，都不是刻意的选择。

电影之外，他过去几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当了父亲。

现在郑执的生物钟都是围绕女儿展开的。“我这三年多，都是八九点就睡觉。因为我要陪孩子，孩子几点睡，我就几点睡。”每天早上，他和太太轮流送女儿去幼儿园，送完他再回来工作。“白天上班时间写，朝九晚五，除非状态刹不住了，晚上再写点儿。”很多过去属于创作的夜晚被孩子切割了。但郑执不会觉得这种变化给他的创作减分，只是不同而已，他接受生活状态的变化对他看待世界方式的影响。

“写《仙症》那本书的前后，有很多关于父亲的思考。我那个生命阶段就是，父亲去世之后，我对他充满好奇。他走的时候我完全不了解这个人，后来十几年才慢慢了解他。这本身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

但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郑执能很明确地感觉到，自己的关注点正在发生变化。写《朱砂掌》这部长篇小说时，他第一次选择了女性视角来讲故事。这种变化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生活把他推到了这里，他有女儿了，他想对她的世界了解更多。

“你本能上就会更关注女性怎么想，因为你知道她马上要长成一个小女孩，长成少女，未来还会进入青春期……到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会像现在被人吐槽的‘登味’满满的父亲？可能你觉得是对她好，可是你却完全不了解她。而这种事，等到你发现的那一天就晚了。”

对作家而言，创作和生活从来都不是割裂的。

《朱砂掌》最开始动笔时，他没有打算完全使用女性视角。结果前5万字写完，他越看越觉得不对。“怎么写怎么不对，就是错了，结果推翻重来。”

经过这次取舍，他卸下了很多包袱。等再次开始创作，真正进入女性视角，他发现果然没有白白度过的时光，一种过去没有过的笃定就这样出现在眼前。

“小说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一个小女孩，我几乎是从两岁半写到了三岁半。这次落笔的时候，我就很自信。”这种自信和年轻时靠想象力完成的创作又不一样，它来源于生活里一点点磨出的经验。郑执了解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女儿，还有女儿每天玩在一起的朋友们，所以当他需要描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时，他们什么样，他们怎么想，他几乎不需要犹豫。“那三年，你过了那样的日子，你得到一种原来没有的生命体验，下笔的时候非常自信。写完也觉得很成立，你会觉得这个孩子我写对了。和别人相比，我一定更了解这个年龄的孩子。”

不是刻意转变风格，也不是为了赶“女性主义”的风潮，而是他自己的生命阶段走到了这里，水到渠成。

《朱砂掌》对郑执来说，某种意义上比执导电影《森中有林》更让他紧张。电影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工作，但小说不同，它最终还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东西。那些都是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和最坦诚的表达。

他越来越接受，一个人不会永远停留在同一种表达状态里。电影、小说、家庭、女儿，这些东西彼此交错，最后共同塑造出他这个创作者。日子像流水一样不停向前，现在他走到了这一站，新的视角、新的感受、新的表达都自然而然地发生着。他活在现在，他的创作也映衬着现在。

小说《朱砂掌》写完之后，郑执意识到自己接下来想走的是一条更“分开”的路。

过去很多年里，他的身份是交叠的。作家、编剧，如今又成了导演，外界习惯把这些标签混在一起理解，仿佛它们天然属于同一套创作逻辑。但郑执后来逐渐发现，自己需要把它们区分开。这种区分的动力，是他知道每一种创作到底对应着自己心里的哪一部分。

他不避讳经历过那些更“行活儿”的创作阶段。尤其前些年，市场大热，需要快餐式的电影，他也参与写过不少类似项目，那时候的创作目标很明确，以卖座为最高标准。“第一个项目启动以后，你才知道拍电影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聊剧本的。那个活儿就是这么干的，那我想挣这个钱，就得这么干活。”

他不觉得那是什么羞于承认的事情，“如果我一直写商业片，我应该也会越写越好。”只是现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阶段，“我尽量不再那么割裂地活着。”“一些问题解决了之后，现在有资格回来做一些更接近自己想走的那条路的事，这个感觉会更好、更舒适。”

现在写小说，郑执不会琢磨怎么写更容易卖版权，正相反，这是当下他会尽力规避的事。“写小说变得更自信、更独立了。你慢慢会觉得，可别带着这种（影视）思维去写小说，你恰恰要切割，把自己切开，写小说是写小说，写剧本是写剧本。”

做电影的时候，他愿意完全投入集体创作。接受沟通、协调和妥协，他甚至能享受这种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因为电影本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

但回到文学，他希望那里重新变成一个更纯粹的空间。“怎么难改怎么写才是对的，因为它是两条语言路径。两条路应该是岔道，越走越远，这才是好电影和好小说的区别。如果它们越来越靠拢，那一个表达方式就够了，你必须放弃一个。”

文学不是电影的“前置步骤”。郑执早就知道它不是，现在开始做出更多的努力，至少在自己这里，把它们之间的边界划分得更清晰。“我希望做一个跟导演身份完全分开的作家。未来，跟我聊小说的时候，就不要提电影，我希望能让别人感受到这一点。”

这种想法背后，藏着他对“创作”这件事更明确的理解。现在，再谈起未来想写的小说，他已经能勾勒出一种很具体的想象。“我希望写出更普世的东西，翻译成别的语言也能打动人。还要更有当下性，少一点对过往的回溯，多往前看一看。”

多年以前，郑执先通过写作确认自己。后来进入电影行业，他又不断学习如何在集体创作里找到位置。现在，这些经验叠加到一起，当他的生命进入了新的阶段，他的创作终于也正式进入了新的阶段。

某种程度上，他现在拥有的这些清晰，恰恰来自过去那些不够清晰的体验。很多路，必须亲自走过，人才会知道自己最终想去哪里。

而现在，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