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老的人

人物作者 人物作者 人物 2026年5月29日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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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这代人老去，既不指望「养儿防老」‌，也可能没有子女可以依靠时，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究竟该怎么走？

2024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这意味着，无论你是否选择婚姻、生育，衰老都是我们几乎必然抵达的终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瓦解，而「照护」‌这个词，离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作为未来的被照护者，还是可能成为的照护者——都比想象中要近得多。

吴心越是这个问题的一个追问者。10年前，她在江苏省一个县级市的两家养老院进行了田野调查。起初，她是中国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也是一个面临是否要把爷爷奶奶送进养老院的孙女。吴心越想知道，养老院里的老人，日常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养老院，她看到老人因为疾病、衰老和失能被送进来。她用「薄暮」‌形容这段只能依赖他人照料的人生阶段，薄暮的意思是，「太阳已经下山，天马上就要黑了」‌。在这里，老年残酷且沉重，吴心越记录了老人的困顿，护理员的耗竭，家人的无奈。

她的生活也发生着变化。吴心越从一个没有照护经验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位母亲，一位照顾生病妈妈的女儿，一位外公外婆纷纷住进养老院的外孙女。10年里，研究和生活经验紧紧交织在了一起，让她的视角脱离了冰冷的学术框架，充满了真实的温度与情感的张力。

亲历者的视角，让吴心越更清晰感知到，老年是一个光谱，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孤独、失能、衰老、临终，这些养老院里的情景，也会是我们每个人抵达终局的过程。如何在这个阶段仍保持一种有质量的生活？需要一整个社会系统的接力。

养老院的调研之后，吴心越又进入了长护险的研究。当在家老去仍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她试图探索，居家养老有哪些社会支撑？作为一项政策，长护险如何解决家庭的照护难题？

在吴心越的研究里，我们或许无法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更多是充满矛盾和裂痕的日常，一个又一个无可奈何的瞬间。但这些关于脆弱的经验，让我们重新审视什么是更良善的照护。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学课题，更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人生必修课。

以下根据吴心越的讲述和她的新书《薄暮时分》整理而成：

文｜吕蓓卡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厌老？恐弱？

这几年我出去讲座，或者新书分享会，发现来的学生都特别年轻。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让我有点意外。我书里提到的「三明治一代」‌，五六十岁的人，其实面对最大的照护压力，上有老，下有小，但现实是更年轻的群体会提前关注养老这个议题。

或许这跟他们接下来要选择的路径有关。越来越多的人不会再进入到传统的结婚生育模式，家庭养老的旧脚本会发生一个彻底的断裂。也可能是提前感受到了父母祖辈养老的压力，所以很年轻就关心养老、养老院的问题。

我关注养老的话题也是20多岁。当时我爷爷90多岁，健康状况变差，有很多慢性病，比如糖尿病、小中风，身体逐渐半失能，经常住院。生活上很多细节都要靠我奶奶照顾。但奶奶也80多岁，负担比较重，所以家人们想，两个人都住进养老院，家务劳动和照护上护理员可以帮忙。

结果被爷爷断然拒绝，他说「死都要死在家里」‌。这之前对于养老院我在经验上完全空白，我没觉得养老、照护跟我本人有什么关系。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理解他这种复杂的情绪，夹杂着抗拒、愤怒和畏惧。后来，奶奶也跟我讲了一些本地养老院的传闻，像都市传说。老人去小树林里上吊自杀，老人被护工按在床上打耳光，很离奇。

这种需求和抗拒之间的巨大撕裂，整个社会对养老机构这么强烈和复杂的情绪，让我感到很好奇。

媒体也会报道一些养老机构在建设时，遭到附近民众的强烈抵触。在一些城市，业主们会拉起横幅，签联名信，他们觉得老人聚集会让房价下降，机构的医疗垃圾会污染环境，觉得「晦气」‌。有些抗议甚至把养老院说成「临终院」‌。

这些事情的发生让我感受到一种极端「厌老」‌的情绪，或许还有一层「恐弱」‌的心理。我们没办法忍受自己处于脆弱、失能的境地，所以急于切割，仿佛老年是一个与我们对立、不同的「他者」‌，而不是人人必经的生命阶段。

所以我想知道，养老院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2016年，我去了老家永安市的两家养老院进行田野调查，一家公立的，一家私立。永安市的老龄化程度很高，2022年末，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3岁。所以它很有代表性。

第一天护理员班长带我参观，拿了一套制服给我穿上，我就意外成了她们之间的一员，老人会把我叫做「小阿姨」‌，我自动获得了照护者的身份。

我一开始去的养老区，老人相对有自理能力，身体还比较好，社群活动比较多。护理员会让我做点简单轻松的工作，中午给老人们发下饭，下午发一下水果和点心。有时候扫下地，洗个碗，主要的时间是在听他们聊天。

那时候我既没有所谓的理论框架、问题意识，也没有学术产出的压力。每天就是漫无目的地在养老院「混时间」‌，听他们讲故事，跟着他们的生活节奏走。

养老院的老人常常感到孤独

临界时刻

在养老院开始田野调查的第二天，我就遇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徐好婆。原本一个人住在乡下，因为眼底病变，视力衰退严重，家人不放心，把她送来了养老院。她神情低落，几乎随时要落泪。

医务室的医生来问了病史，测了血压，徐好婆忽然低声向家人说，似乎是想住一段时间就回家。但一旁的弟媳突然有点恼怒，说「你不要再作了」‌，外甥女也附和，「你回去了谁去看你？你那里路也不好走，我以前去过几次，人都没有。」‌家人走后，徐好婆在房间大哭了一场。

在养老院，一开始我会问每个老人是什么原因进来的。这个原因往往是他们从家庭进入机构的临界点。

和徐好婆一样，大部分人住进养老院都是身体原因。比如摔跤骨折了，没有办法维持自理的居家生活，还有很多中风的后遗症带来的失能，或者认知症。也有家庭上的变化，很多老人是在丧偶后，生活上失去了非常大的支持，住到养老院的。

我在田野中关系最好的老人75岁的老郭，他也是因为一次中风半身不遂，住进了养老院的六人间。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从社会建构的角度谈老年，但衰老根本上还是一种生理变化，这决定了老年人的脆弱性。

另一位让我印象很深的老人凤仙，70多岁的时候身体突然变差，先后经历了脑梗、心脏支架手术和大大小小的疾病，虽然都化险为夷，但日常居家生活危机重重。因为高血糖带来的视力减退和四肢功能退化，凤仙常常跌倒。有一次她的女儿下班回家，发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摔倒在了床底下，大小便失禁，意识模糊。那之后，子女还是劝说她住进了养老院。

子女也考虑过保姆，但很多子女都觉得「保姆在家不放心」‌。我爷爷拒绝去养老院之后，也试过请保姆和家政工，但奶奶对家里出现陌生的照护者很排斥，最后还是她自己来照顾。实际上保姆也不具备照顾老人的专业技能，很难应对身体上的突发状况。

但老年人对养老院普遍是抗拒的，我接触的也有不少老人是被骗进去的。比如我书里写到的吴三妹好婆，原本一个人住在乡下，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城里，他们不放心老人一个人住，想把她送进养老院。但吴三妹好婆不肯，儿子有一天说带她参观，结果到了就直接去交钱了，她就再也回不去了。

吴三妹好婆也哭了好几天，她说好几个老太太都是哭着来的。我后来意识到，住进养老院也是生活的断裂点，意味着生活纪律、生活环境都会发生变化。老郭住进养老院后，几乎终年不出养老院，也很少去其他楼层，一年到头轮换着穿的也就那么几套睡衣睡裤。这种变化也是很多老人抗拒的原因。

大部分人到了七八十岁，还是希望在一个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社区、人际关系中生活。但进入机构，一切都是陌生的，对老人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有一些严格意义上也不能说「骗」‌，子女会跟老人说，先住一段时间，身体好了再接出来，但老人心里知道，住进去很难再出来，两者有一种不明说的默契。住进养老院意味着生命就在朝向那个确定的终点，要在这里走向人生的结局。对这种状态的确认，会给老人带来恐惧。

有一些人最终会适应，也有一些老人入住两年还坚持要回家。

养老院的日常

「升级」‌

我去的第一家公立养老院，养老区走廊的另一端是护理区，是更加重度失能的老人，大部分都是卧床状态。带我进去的班长统一管理这一楼层，她说你到那边看看就行，不要干活，让我中午回到养老区吃饭，比较干净。这能看出来，养老院内部有这样的区分。

养老区带给我更多是亲切感，这些老人跟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龄更接近。而护理区给我带来了更大的震撼，我第一次看到人会老到这种地步。

他们一直躺在床上，老人的身体在长期卧床以后会有严重的变形，所以护理员要在他们后背垫三角枕，在两腿之间垫软枕，防止皮肤摩擦磨破。人在这种状态下只剩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喝拉撒，跟周围人几乎没什么交流。有时候嘴里会发出一些声音，但不是词语也不是句子，我也听不懂，所以会觉得他们的社会属性在慢慢消退，人格身份在经历瓦解。

在养老院，从养老区到护理区被称为「升级」‌。无论是老人自己还是家属都意识到，这次是真正迈入人生的最后一程了。他们已经失去了「生活」‌，只能日复一日「活着」‌。

有天上午，我遇到92岁的张好婆的儿子来咨询「升级」‌的事。张好婆原本住在养老区，摔跤骨折之后，儿子觉得她难以恢复到从前的生活能力，需要有人全天看护。张好婆本人并不愿意，但子女讨论后还是决定先为她安排，回头再做思想工作。

「升级」‌以后，个人物品要减少，因为只有一个柜子。有个老人跟我形容，住在楼下的人还有些滋味，到了上面来我看也没什么意思了，都像活死人一样，自己做不了主的。

有一位老人无法独立上下床和移动，升级到护理区后，连续闹了三天绝食，想要回到原来的房间。后来她终究没能回去，每次我去看她，她都不与人讲话，整日躺在床上抱着一个播放着苏州评弹的小收音机。

后来，我的田野调查重点就往护理区转移，在这里，照护这群老人的伦理张力会更强。我好奇照顾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在第二家养老院的护理区，我主要还是在做发饭、喂老人吃饭、扫地，这些比较轻松的工作，没有做那么核心的照护工作。

在长期的接触当中，我更了解每一个具体的人，哪怕是长期卧床的老人，我也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有哪些子女，他们在我面前不再像第一眼看上去的「赤裸生命」‌，我会慢慢还原他的个人史、家庭史，他们会更加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出现。

我逐渐了解到，哪怕是长期卧床的老人，也会有自己的一些举动，哪怕是他们发出的没有意义的呻吟，我也能慢慢理解这也是一种表达。可能是无聊，要吸引一些注意，就像小孩子，无聊的时候自己会在那边哼哼。有时候是不舒服，不想戴约束的手套，就会发出声音。

但养老院的照护仅限于基础的日常生活照料，一日三餐，吃喝拉撒，其实不太有更多其他层面的关照。更极端一点的会有插鼻饲管，导尿的老人在床上躺了六七年，大家跟他都没有什么交流，这也是最极端的一种状况。

我在的时候会跟他们聊聊天，如果他们还能够有语言表达。有的老人发出一些呻吟，我会去摸摸他的手，我希望这种身体的接触能够让他们得到情绪上的平复。有一位认知症老人，平时会去游荡，在走廊和院子里乱走，想回家。当我坐在她身边，哪怕不跟她对话，她的情绪也能得到一些平复。

在养老院，有个人愿意一对一地坐在他们旁边陪陪，是非常稀缺的。很多子女都不会跟他们聊天，觉得有什么好聊的，或者也坐不了多长时间。孤独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困境。

他们会说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很难得，不像很多年轻人会嫌弃老人脏或者什么。我感觉他们会盼望我去，我哪天正好没去，他们就会念叨，哎，你怎么昨天没来？

有一位哲学家叫列维纳斯，他说你看到一个人的面孔，直视一个人的脸的时候，就是产生联结召唤伦理的第一步。

如何更好地照护这些老人？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老人还原成一个完整的人。在南京一家养老院，我看到在认知症专区会给每个老人做专属的小册子。封面会有名字，这个老人平时喜欢的称呼，他的核心的身份，平时喜欢的话题。还有一块叫沟通的雷区，这个老人比较讨厌什么东西，对什么话题敏感，应急的安抚方式，还有家庭树，他的生命编年史等等。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基于对这个人的理解，在一个彼此更加熟悉的关系当中来提供照护。不过这样的尝试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

一位认知症老人，把花插在卷纸芯里

「无微不至」‌的照顾

一些老人之所以会被骗进养老院，也说明了很多人到了老年，就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

在我们的文化里，老年人的地位在伦理意义上会被削弱。在入院的协商过程中，大部分老人都是被动接受安排的一方。即使老人不愿意，甚至不知情，只要子女签了入住协议，就确立了既成事实。

我看到国内几乎所有养老院都有围墙，自动化的铁栅栏大门，监控摄像头以及门口的保安。对大部分老人来说，在搬进养老院的第一天，他们就失去了独立进出的自由。外出权限是办住院时，子女他们共同商定的，如果老人觉得我身体可以独立外出，但是子女不同意的话，院方是不会同意他独立外出的。

我之前看过一篇论文，南京大学的卓唯佳老师专门对进到养老院以后的代际倒转做了研究。除了老人外出要签请假条，是不是可以拥有剪刀、水果刀、自己房门的钥匙，都要经过子女的同意。养老院的管理人员会说，我们要让家长放心，把子女称为家长，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子女是占据主导权的位置。

我也遇到一些子女会训斥自己的父母。我刚刚去调研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女儿在向护理员抱怨她的父亲生了病有多么作，对子女提出非常多的要求，别的老人都是体谅子女，他的父亲在花钱上和占据他们的精力上，都带来了非常大的负担。

也有一个女儿向我抱怨，她母亲去关养老院里面的水龙头，导致骨折卧床。她会训斥自己的母亲，觉得她多管闲事。在这些事情里，亲子关系有一个明显的倒转，像是家长说自己的小孩，抱怨孩子不配合，带来了麻烦。

尤其高龄、失能的老人，更容易被「低幼化」‌。在我们的观念里，照护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为你好」‌的背后都包含或体现为一种控制。芝加哥大学的马志莹老师，也用「管」‌来讲中国的照护关系，里面既有责任照顾、关爱，同时又有控制，照护人会想去代理对方的生活。

我想起一个例子，前几年国内一些养老机构试图引入「自立支援」‌的照顾模式，但往往遭遇水土不服。自立支援是日本长照领域的一个核心理念，要旨是重视老年人本身的意愿，通过适当的辅助与资源，支持他们利用现有的身体功能维持日常生活。

在日本的养老机构中，照护人员会要求老人尽量独立完成力所能及的事务，即便是失能老人，也要维持他们自主进食、自主咀嚼的能力。专业人士认为，假如老年人因为行动不便就长期坐卧，因为手抖无法好好吃饭就喂食，长此以往会导致「废用症候群」‌。让老年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身体功能越来越退化。

但这种强调自立与复健的照顾模式在国内大部分城市都难以落地推广，最大的阻力就来自老人的子女，很多人觉得这是护理人员的偷懒。在照护观念上，我们一直觉得最好的照护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养老院的院长或者子女也都会讲，不需要老人自立，这种依赖性反而是照顾好的体现。

但我看到的是，很多老人还是希望在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养老院有统一的洗衣服的地方，但我遇到有的老人，会想自己把衣服毛巾搓掉，去晾，保留这些最小限度的事情给自己。

但养老院的效率取向，也很难鼓励老人发挥更多的能动性。护理员有限，喂饭比让老人自己吃更快。我所观察的这两家养老院，自理老人的照护比可能是一对十。失能的话一对六。这样的照护比之下，他们觉得如果让老人不穿尿布，定时去厕所，万一失禁或者怎么样，照护的投入是更大的。

我田野调查的第一家养老院，还会有订餐制度，会提前一天问问老人想吃什么，给他们一定的选择权。第二家养老院就每天都是固定的饭菜。

国内养老院安全至上的原则，也会想要降低各种风险。

2018年，我恰好遇到几位家属到院长办公室追责，80多岁的陈好婆晨练时，从健身设施上意外跌倒，脊椎骨折，之后被送进医院做手术。

家属坚持认为是机构没有尽到照顾的职责。即使在院内晨练，机构也应该派专人看护。院方强调老人有锻炼的自由，但也难以推脱看管不力的责任。最后，除了经济赔偿，院长还撤换了原先的保安，进一步限制了老人外出使用健身设施，甚至不鼓励他们在室内进行身体锻炼。

最终老人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各自楼层的走廊。有的养老院甚至在各自的楼层设置了单独的门禁，乘电梯需要工作人员刷卡，防止老人（尤其失智老人）随意走动。工作人员查房时总是叮嘱老人多坐轮椅，走路时尽量使用助步器。

有时候，护理员的小心让我觉得滑稽。有天下午，80多岁的巧云好婆坐在椅子上吃沙琪玛，吃完站起身来拿了扫把要去清理地上的残渣，护理员金阿姨看到后立马制止她，巧云好婆说我来扫，我也会的。金阿姨带了点训斥的语气说，你不会的，你只要吃，就把扫把拿过来了。

在养老院和护理人眼中，如果让老人自立，自己做一些事情，摔跤了，或者有其他的风险反而更麻烦。

养老院一直在说这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他们其实也很脆弱，遇到安全事故非常的弱势，所以他们索性就让老人什么都不用干，接受照顾，是最省事的状态。

老人的娱乐就只剩打麻将，或者围观打麻将，在走廊里聚在一起聊天。很多老人跟我抱怨，「出了钞票来劳改」‌。这样的生活不仅让他们觉得无聊，也难以获得自我价值感，很容易觉得自己老了，没用，更将自己看作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老人聚在一起打麻将

老年是一个光谱

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生活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的外公外婆后来也住进了养老院，养老院也成为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外婆第一次住养老院是因为她骨折手术以后，出现了谵妄，已经没有办法分辨现实状况，在家我外公晚上也不能睡觉，所以最后我外公陪着她，两个人一起在养老院住了一段时间。

我自己做调研的时候会更站在护理员的立场，比较体谅她们照护很艰辛，哪怕有时候表现出来没那么友善的情绪，我也能从她们的工作场景，从她们的疲惫跟耗竭来理解。

但作为家属，还是会觉得她们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包括约束行为。约束行为就是给认知症的老人系上约束带，防止他们半夜爬下床，或者撕尿布，大小便沾到整个床铺。但我遇到过老人因为戴上了约束手套，会无休止地敲击床沿的栏杆，护理员不在的时候，就会喊我帮她把手解开，她们的哀求让我很为难。

尽管约束手段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性，但我始终觉得照护者应该对潜在的暴力保持高度的道德敏感。

我外婆当时遇到的护理员，后来还被我们发现给她服用过量安眠药。我们就把她接回家里照顾了。直到她去世之前最后一次骨折，也是一样出现谵妄的情况，不认识家里人，会骂自己在医院的护工，晚上不睡觉要爬下床，又给她换了一家养老院。

她虽然是谵妄的状况，但我觉得她也是有意识的。我们送她进去那天，在家里收拾东西，外婆坐着的神情非常低落、无助，也很无奈。我当时在老家，会去养老院里陪她，她坐在轮椅上，我陪她在走廊里走走，指给她看外面的车子和行人。我外婆说了一句，什么都搞不清楚了，像个傻子一样了。我能感受到她对于自己状况的无力。

我外公一开始在家里住，每天去养老院陪我外婆，直到他后来经历了一次心梗，身体也急剧衰弱，也住进了养老院。

这个时候，哪怕老年人会有主体性的愿望跟意识，但也会受到自己能力上面的限制。

我外公在住进去之前身体非常好，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出去暴走两三万步，我们都说他实在走得太多了。但是住进养老院以后身体逐渐变差，虽然还是会保留在走廊走路的习惯，但平时节假日我们把他接回家，说去小区楼下或者外面散散步，他就不愿意去。

他对户外的环境已经产生了陌生感，不愿意下楼。这是让我吃惊的转变，也让我理解了之前有些老人跟我说，一天到晚待在养老院里，人都待懒了。长期在一个环境中所引起的身体上的变化，习惯上的变化，会带来跟社会的脱节，或者说社会性的衰退。

我之前见到的大多是处在失能状态的老人，但是经历外公外婆的事情，我观察或者说陪他们一起感受到，衰老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

他们的身体状况是逐渐变差的，或者遭遇一些节点，一下子降到更严重的状况，到最后家庭照顾实在无法支撑。

我们现在公共话语中谈老年，聚焦点要么是养老的负担，要么就是国家大力提倡的银发经济，活力老人。但这两个都只是老年的一个面相，或者说一个阶段。

我们社会通常把60岁或者65岁定义为「老年」‌的门槛，但一个人退休之后，还可以经历一段身心健康，拥有活力的阶段。到了80多岁，住过好几次院，身体大不如前，逐渐被疾病和衰老困于轮椅、床榻，不得不依赖他人的扶助，我们才会真正遇见老年残酷且沉重的一面。

我觉得我们不能一讲到老年就焦虑，或者一味强调成功的老龄化。积极的老龄化又会遮蔽衰老的另一面，会让大家觉得失能、身体不健康，是你自己没有做好健康管理。能意识到老年内部的复杂性和光谱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也遇到有老人主动住进养老院的，尽管这样的人是非常少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退休教师周老师，和一位叫王凤玉的老人，她是一位退休的厂长。

她们俩都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的。她们表现出来很强的共同特征，对自己的老年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我不要给子女压力，不能增加他们的负担。所以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自理阶段就入住了。她们都觉得如果是失能以后被动地入住，是更凄惨的境况。

王凤玉可以自由外出，是她子女办住院的时候就讲好的。周老师当时85岁，儿子还在工作，女儿已经退休，搬进养老院时子女强烈反对，但她觉得两代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有很多差异，维持各自的独立生活有助于家庭和谐。所以即使逢年过节被接回家中，为了不给儿子媳妇造成负担，也避免在家过夜。

她和王凤玉对自己都有强烈的自我要求，觉得时代在变化，要从我开始，老年人自己也要改变观念。不同于养老院中大部分老人充满悲情和失落的叙事，她们表现出来的果决和独立让我有些不习惯。

跟时间赛跑

做完这个研究，我也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克服对衰老的恐惧。

我和我先生都是独生子女，和父母都不在同一个城市，以后如果我们的父母面临大病或失能的状况，很难想象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怎么去处理照护的问题。我们也没有直接跟父母商量过以后的养老安排，毕竟没到那个节点。

未来要怎么面对？我了解到更早面临老龄化的社会，在全覆盖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上会做得更早。比如日本更早地推行全社会的介护保险体系，有居家上门服务，社区的日托服务，机构的护理，他们会有专门的介护经理对每一个老人进行生活评估、失能评估，制定个性化的照护方案。中国台湾也在借鉴日本，建设了叫「长照2.0」‌的全面养老服务体系。

但即便如此，日本有看护杀人，中国台湾也出现子女杀害自己长期照护的父母，还有配偶的新闻。即使社会服务体系已经很完善，也总有安全网托不住的时候。

而我们的服务体系还在初步地建立，机构跟居家、跟社区之间有一定的断裂，我们的家庭更加小型化，包括不婚不育的问题、独生子女的问题，家庭面临的压力实际上要比这些社会更大。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过程。

我看到我们社会也在积极地寻找解决办法。我后来在一席演讲谈我在养老院的观察，我做田野的养老院院长有看到，我当时还很担心，因为我提到了养老院里面一些比较负面的照护状态。但院长很大度，后面还邀请我参加了他们行业的会议，去讲讲我的观察。

后来他们养老院也会有一些改变，会注重外部环境和空间设计的改善，组织更多的活动，带护理员阿姨出去团建、旅游。

这两年国内很多养老从业者，会去参观日本一个叫「葵照护」‌的机构。它是日本一个认知症专门的照护机构，没有围墙，对周围的社区敞开，平时社区的人路过会跟里面的老人打招呼，它的空间也会向社区里面的孩子开放。这些老人可以自由散步，也不会走失，因为附近的人都认识，不会有我们机构这样的封闭感。

葵照护养老院还会请老人帮忙做很多事情。比如让老人去晾衣服，对于老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身体上的复健，也是维持身体机能的方式。有的老人年轻的时候很擅长做手工，或者做酱菜，养老机构就会让老人帮忙做各种事情，发挥他们相应的能动性。

这种融合性的机构也是国内在尝试的。之前也有养老院在尝试青银共居，年轻人付一个比较低的租金住到养老院里面，做一些志愿服务，对老人进行陪伴，教他们一些东西。这种融合性的打开自己的机构在我看来是比较理想的模式。国内的不少机构，大家还是在努力地想去探索更好的照护方式。

虽然我觉得未来住养老院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但应该不会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大部分人还是会在家庭度过更长的老年阶段。所以家庭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做的或许是更体察和顺应身体的变化，要对自己做一个健康的管理，尽量推迟失能状态的到来。

未来，我们社区跟居家的这种支持性的服务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前两年我本来打算研究一下从养老院转到家庭的照护，想看看，认知症老人的家庭照护是怎么进行的？会有哪些困难？在这个访谈过程中，我第一次遇到了上门的长护险的护理员。我第一次知道了长护险。

长护险是针对失能的人提供的护理保险，如果是居家养老，可以获得一些上门的护理服务，如果是入住长护险定点的养老或护理机构，可以获得一些现金的补贴。长护险2016年开始在少数的城市试点，今年逐渐要推广到全国。

我当时很好奇，照护这件事情很难标准化，很难管理。居家的护理服务分散在不同地方，每个人的家里面，怎么对这个服务进行一个标准化的管理？就转去做了长护险的研究。

我第一次遇到长护险护理员，是在一个认知症老人的家里，母亲跟女儿在同住。长护险的护理员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中年阿姨，短头发，她上门就穿着自己公司的制服，有一个小箱子，里面放了额温枪、消毒酒精、手套等等。

她整个形象非常专业，比我在养老院看到的护理员更加的专业，胸口还带着工牌。上门服务的老人不是卧床失能的状态，她帮她进行了按摩的服务，推老人外出、散步，我就跟着她们一起去了。

护理员说选择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是自由。深入了解之后，让我意外的是他们制度逻辑管理的严格。护理员有严格的培训、考试，要拿到长护险的护理员培训合格证书才能上岗，外出有工作制服，工单文档，还有上门的抽查、罚款等等，形成了一套比养老院严格得多的管理体制。

所呈现出来的专业性也更强，排泄护理是什么程序？清洁身体是怎么样的流程？ 45 度的水温，要几条毛巾等等，事无巨细。

这个过程中，我感觉照护的专业性是被更加明显地建构了起来。长护险的护理员差不多都是五六十岁，大部分是来自本地农村的中老年女性。她们会表现出比养老院的护理员更强的职业认同，觉得自己有一个专业的身份，聊天的时候也会提到，觉得别人家的保姆都做得不好，身子都擦不干净，她们才是专业的。

护理频率每个城市不同，永安市每个月会有13-18次的上门服务，每次两小时。这个频率肯定无法完全解决居家的照护，但上门服务尤其是帮老人清洁身体，能大大减轻家庭照护者的负担。有时候护理员上门，子女就会外出，就有了一个喘息的时间。

养老院为老人庆祝生日

照护是通往丰饶人性的漫长旅程

在养老院里，我和老人们互相陪伴，彼此照顾的过程中结下了羁绊。但我离开田野，这一联结很快变得支离破碎。经过一两个学期之后重返养老院时，有些老人已经不认得我了。

刚开始我回学校读书，老郭还经常给我打电话，跟我抱怨他的情况，也问我找工作的事。他不会用微信，后来我们断了联系，有一次我回养老院，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这之前过年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他没接，我以为他就是没接到，没想太多。

后来我意识到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没多久他就去世了，我在想他之前都打电话催我找工作那么多次，为什么这件事没告诉我呢？是不是那一刻他觉得我就是一个外人，没必要来打扰我。或者他最后身体很差了。我对于他最后的生命经历是完全空白的，让我挺怅然的。

以前我可能跟大家一样，把养老和照护视为家里的私事，但现在意识到照护的公共性，每个家庭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承担着相似的照护压力，这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我更迫切地觉得这个研究是重要的，需要去讲述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关于疾病、残障、衰老、照护的经验讲出来，就好像困境不存在，我们都没有脆弱性的问题。更多的讲述，并且讲述成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是重要的。看到不同群体的经验是理解的第一步，理解以后才会有体谅和关怀。

做完这个研究，我也越来越意识到照料这件事本身的重要性。这个研究让我的价值排序产生了一个翻转。

以前我作为一个学者，也把工作、发表论文、出书、评职称看得比育儿、家庭照料更重要，觉得是更值得投入时间，和能证明自我价值的。但我逐渐意识到，这种排序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完全基于社会的价值体系。识破了这一点之后，我会有一个更新的，基于自身经验的认识。

我现在觉得照顾好家人，不比发一篇论文的价值和意义感更低。之前我妈妈手术住院，我陪护的那几天第一次帮她洗脸，擦身子，倒尿壶。我妈当时夸我，觉得我很能干，好像出乎她的意料。我也发了个微博表扬自己，说我现在是金牌care worker。

前几年，我也成为了母亲。照顾小孩的时候，我会常常回想起以前在养老院的经验，对小孩的照顾，其实和对失能老人的照顾，比如包尿布、清理排泄物、洗澡等等，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我常常会调动起一些经验。

做研究的时候，我没有做过帮老年人处理便溺、换尿布的工作。一方面在养老院里，它确实就是最肮脏的屎尿工作，心理上会排斥，很难过这一关。另外一个当时的我确实不会做这个事情，网上有些评论就说，你明明就是心理上排斥，有什么不会的呢？

这种评论也很有意思，还是反映了很多人的认知，会低估了照护的专业性。在长护险的培训当中，排泄护理有一套很专业的流程。一个卧床的老人，怎么样给他解开尿布，并保证他的便溺不会漏在外面，不会弄脏床铺，清理要有什么样的顺序？洗完以后怎么样进行皮肤护理，其实是有专业性的，如果不去学习确实不会。

所以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照护的学问不比职场里其他工作来得少，是需要学习的。照顾小孩之后，也确实帮我突破了嫌弃屎尿的心理上的排斥。

当妈妈以后，每天陪小孩产生的亲密连接，她依赖你，你也依赖她，这种关系是极其珍贵的，可能要远远大于我发一篇论文或者我去参加一次会议得到了怎样好的评价，成就感来得更高。照顾一个小孩，陪伴着她一起长大，我又会想到养老院里看到的子女怎么样陪伴老人的最后一程，生命的两端好像会互相映照起来。

更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独立追求自我价值是更重要的，要出去看更大的世界。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跟父母的通话也没有那么频繁。但到了某个阶段，我会感受到家庭的牵绊，会想往回走，觉得能对家人付出照顾的机会是很重要、很珍贵的。因为我的很多朋友在国外，或者因为工作生活压力等等，在他们父母需要的时候很难有照顾的机会。

在书的最后我写了一段话，「照护被凯博文形容为一场通往丰饶人性的奥德赛，它是迂回曲折、离家又归家的漫长旅程。一个人也只有经历过不辞辛劳、有情有义的关系，才能最终成为有情有义的人」‌。

写完重读的时候我还挺疑虑，觉得「有情有义」‌这个词很老派，有点像道德话语，一度想是不是要修改或者删掉。

但我得到的反馈是，「有情有义」‌在当下确实是很珍贵的。我们当下更加强调独立的，比较原子化的个人，我们谈论人际关系会计算付出得失，哪怕对家人的付出，也要讲究背后一个互惠的等价交换。

所以我觉得有情有义，背后这种不计得失，认为一件事是值得的就去做了，也是更丰饶人性的体现吧。我写下这个话，也作为一种对自己的叮嘱，要做一个敢于付出的人。

图源电影《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