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84岁的艾伦·麦克法兰可能是中国社交媒体上最受年轻人喜爱的英国老头了。视频里，他总是用一句标志性的中文「你好」开头，一期一问，回答网友的困惑，分享对世界的理解。

他的评论区里，年轻人倾诉着各自的处境和迷茫。最多的问题，关于如何活着——教授，请告诉我，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前途在哪儿？也有现实的郁结——文科生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到底应该选一个自己热爱的专业还是就业率高的专业？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还有学生向他求教练习英语的方法。

麦克法兰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国王学院终身院士，出版过近百部学术作品，著作等身。最开始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开设账号，他的初衷很简单，想将积累了大半辈子的知识以科普的形式分享给更多人。但出乎意料的，这些制作简单、不符合流量逻辑的视频将他推向了公共话语场的中心，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邓布利多」，过去几个月，他的涨粉速度甚至超过了莫言。

麦克法兰也曾好奇地发布一条视频，询问中国年轻人，你们为什么会关注我？回答五花八门，「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听你讲话，四舍五入等于上了剑桥大学」。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是「温和」，有网友写下，「我们喜欢有一个认真听我们说话，并且耐心真诚、没有管教或炫耀意味的，帮我们答疑解惑的大人。」

这种温和或许和麦克法兰的生命经验有关。1941年，麦克法兰出生在印度西隆。那是一个尚未「祛魅」的世界，他在热带动物和植物的环绕中长大，学会了当地语言。5岁，他回到尚未从二战恢复过来的英国，他清晰地记得那个冬天，空气很冷，心内仓皇，像坠入了另一个陌生的国度。对麦克法兰来说，这段童年的经历很大程度塑造了日后的选择——成为一名人类学家，用肉身感知和理解不同的社会与文明。

后来的大半个世纪，他研究16到17世纪的巫术，探究现代世界的起源，曾深入过尼泊尔、日本等地做田野调查，也到访过中国二十余次。他形容自己是刺猬式的学者，一生只钻研两三个宏大的问题：我们的现代世界从何而来？现代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生而为人又意味着什么？

直到今天，麦克法兰依旧保持着极为自律、清简的生活。他喜欢喝茶，从8岁开始就践行着相同的作息，一周两顿咖喱，大部分时间吃妻子制作的棕色全麦面包。他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知识的求索及与他人的连接上，即便到了84岁，仍然在高强度地工作和输出，始终对世界保有旺盛的好奇心。

5月，我们通过视频连线了麦克法兰。镜头打开，他戴着熟悉的黑色水手帽，手握一杯茶，背后是一整面书墙。和他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的状态一样，面对提问，麦克法兰不打草稿，娓娓道来，习惯从历史的纵深处给出解释。

3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的对话从当下聊起，聊到年轻人的焦虑和迷茫，确定性的坍塌，世界的祛魅，也延伸到世界的昨日和当下。相比于提供某种答案，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在日益撕裂与孤独的社会中，架起理解的桥梁。

一个少有人知的事实是，麦克法兰书写了目前几乎最长的个人自传，整整15卷。与年轻人在他身上感受到的笃定、沉着不同，在生命的很多个时期，他同样经历过漫长的苦闷、挣扎、迷惘与孤独。但正如他喜欢的中国文化中的竹子，「当你被一股真正压倒性的力量袭击时，你不会僵硬地站着然后被折断，你会先躺下，再弯曲，然后重新起身」。

这也是来自人类学的启示。如果历史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是一部关于战争、灾难、愚蠢、侵略和痛苦的记录，人类学讲述的则是另一个故事——面对大自然和政治家抛给我们的所有逆境，人类仍然能在诸多苦难中，生长出改变与新的可能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法兰笃信，历史同时是关于爱、善良和创造力的记录。

以下是《人物》与麦克法兰的对话——

文｜王青

编辑｜姚璐

供图｜（除特殊标注外）剑桥康河出版社

普通的一天

人物：视频里，您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的法国水手帽。能说说这顶帽子的由来吗？

麦克法兰：大概是在我65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我的女儿买了这顶帽子送给我。对很多人来说，退休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很容易失去生活的寄托。然后，你要么继续过度工作，要么无所事事。

我们住在剑桥，附近有一条著名的康河。于是，我的妻子萨拉就说，不如培养一个新的爱好，那就是划船。我们买了一艘船，如果你是船长，那你显然需要一顶符合这个场合的帽子——这对我们英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笑）。

当然，我喜欢这顶帽子，也是因为我经常会在下午坐在船上喝咖啡，它能帮我遮挡阳光。所以某种程度上，这顶水手帽确实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我的退休生活，新的爱好，以及这样一个生命阶段有关。

我很好奇，中国人戴帽子的多吗？

人物：更多是为了装饰或者防晒，要不然是没洗头。

麦克法兰：你看，英国人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一套非常完善和高度等级化的社会阶级系统。而传递阶级信号的一种方式就是帽子。如果你戴着一种侧面插着几根羽毛的打猎帽，那你就是乡绅；这顶帽子稍微变化一下样式，你就是工人阶级。对我们来说，选择戴什么样的帽子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它关于身份、阶级，也关于文化、记忆，甚至是生存智慧。

人物：您今年84岁了，仍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很好奇您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麦克法兰：哈哈，普通的一天就像现在这样，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想要花上3个小时和我聊天（笑）。

但过去这段时间，我的生活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采访，我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会吃麦片加水果和酸奶。8点半或8点45分左右来到这间谷仓，工作2个小时，然后和妻子喝杯咖啡，聊聊邮件之类的事。接着再工作一个小时，然后去散步30分钟。

中午吃一个全麦面包，然后再工作一个小时，接着睡半个小时。之后再工作一个小时。一周有四天晚上我们吃同样的晚餐——也就是我在周六和周日做好的咖喱。然后我们坐下来，看半小时半岛电视台和 Channel 4 新闻——看看这个世界是如何分崩离析的。接着我们会一起看一部电影，然后我会听30分钟音乐，或者看一集电视剧，短暂地从现实中抽离出来。睡觉前，我还会读30到40分钟的书。这就是我在家度过的一天。

每隔两三天，我会出趟门，和朋友聚餐，或者去大学做场讲座。你要知道，到了这个年纪，如果你只是坐在家里一直工作的话，很容易变得自我封闭。

人物：听起来，像是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

麦克法兰：我和妻子都是工作到停不下来的人。出于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如果一天不能完成5到6个小时的工作，我就会感到焦虑和内疚。

人物：您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吗？

麦克法兰：这样的生活模式我已经维持了75年。从8岁上学开始，我就是这样，上午上课，下午做游戏、运动，回到家后就开始做功课和预习第二天的内容。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我能保持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秘诀就在于，你要过一种极其规律性、模式化的生活。比如，我几乎不需要去思考怎么做早餐、午餐，一周只用备几次菜。

人物：75年？！

麦克法兰：（笑）我是个和尚，是个「佛教僧侣」。

人物：怪不得在那条「棕色小圆面包」的视频里，您会说，「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吃，我们吃，是为了活着。」

麦克法兰：现在我桌上就放着这个面包。你可以看到，它们有时候是方形，有时候是圆形，取决于烘焙手艺。当然它们也很像英国人，有一些人死板，有些圆滑，总之，每一个都非常有「个性」。

这个小小的棕色面包，我也吃了55年了。我和萨拉都是很简单的人。她以前和我讲过，55年前，当她遇到我后，就决定不再化妆了，因为她看得出来我是个很简单的人，她的原话是——「这个男人对另一半是否化妆完全不感兴趣」。

我的孩子们就不那么高兴了，他们已经吃够了棕色面包（笑），但我们喜欢，它已经成为了某种家庭生活仪式。我的妻子萨拉每两周会做一炉子面包，然后把它们放进冷冻箱。这种特殊的小麦面粉对肠胃也很有好处。我很早就发现，要是有段时间不吃棕色面包，我的胃就会不舒服。

当然，过去一千年里，这种扎实、优质的小麦面包是英国文明的一个独特特征。在法国等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他们并没有我们这里这么棒的小麦。在欧洲历史上，不论贫富，英国人的营养状况尤其好。

身为中国人，你肯定理解，事物从来不只是事物本身，也是一个象征。棕色全麦面包就是这样，它是我婚姻的象征，英国历史的象征。而且，就我个人而言，它非常美味。

人物：您听说过「白人饭」这个词吗？

麦克法兰：我昨天还跟一个朋友聊过这个话题。

英国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国家，大多数地区的饮食模式相当一致。刻板印象里，我们吃很多肉、黄油和奶酪，还有鱼类。这些食物的特点是营养高、饱腹感强。但欧洲大陆的情况相反，大部分地区物质匮乏，反而在饮食上逼出了创造力。

18世纪流传过一个笑话：英格兰是一个拥有众多教派、充满各种不同意见，但只有一种酱汁的国家；法国是一个只有一种教派却有一百种酱料的国家。确实，我们除了「炸鱼薯条」，也没什么菜可说的了。

所以你刚才说到「清教徒式」的生活，它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简朴、务实、讲效率，渗透在经济，也渗透在饮食里。从几个世纪前，英国人就一直在努力赚钱、做事，吃饭从来不是我们生活的重心。

人物：所以您唯一的激情都在学术上？

麦克法兰：我唯一的激情在于「他人」。学术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用「演戏」来打比方，学术就像是一个舞台。我对舞台本身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在舞台上遇到的人，以及我们要共同创造的这出戏剧。

人物：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他人」才是您的激情所在呢？

麦克法兰：我想我一定从小就感觉到了。上学的时候，友谊就是我生活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但那时我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我想，真正把「友谊」视为生命中最珍贵的事情，大概是在退休之后。

尤其是年纪大了，你会失去朋友，但好在，你也会认识新的朋友。现在，我的很多年轻朋友都是中国人，我们一起旅行、写书，做项目。我想，能够让一个人始终保持活力的，是被需要的感觉。

人物：有一位中国的历史学家曾说，历史学家总是不太快乐的，是忧虑的，甚至悲观的。但您似乎是一个很乐观、温和的学者。我前几天还刷到，有网友在剑桥大学偶遇您——戴着帽子，拿着薯片，乐呵呵地和朋友聊天。这种温和、乐观的性格从何而来？

麦克法兰：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说过类似的话，「历史往往是人类罪行、愚昧和不幸的记录。」当然，在他生活的时代，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贫困、痛苦、战争、饥荒的状态中。作为历史学家，如果你回顾西方文明的历史，它充斥着战争、灾难、愚蠢、侵略和痛苦。它并不会增加你对人类理性与善良的信心。

研究历史本来也可能会把我推向阴郁，但在我的生命中，这部分恰好被人类学照亮了。因为人类学给我的启示是，历史同时是关于爱、善良和创造力的记录。虽然许多人生活在艰难的社会条件中，但人类的韧性、生存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爱，依旧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几十年前，我曾前往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区做人类学调查，有机会和当地「古隆族」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从中国北方地区迁徙到那里的民族。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恢复你对人类的信心，那就是他们普遍善良、温柔、勤劳、富有爱心，是一群值得信赖，而且非常幽默可爱的人。当时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们只有50万人。

后来，我来到中国，发现有14亿这样的人。我所认识的中国人，几乎普遍拥有上述这些品质。因此，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能看到，面对大自然和政治家抛给我们的所有逆境，人类仍然是美好的、有创造力的，并且能在苦难中寻求生存与发展。

人物：您有不那么温和的时候吗？

麦克法兰：如果你在某个晚上看到我和我妻子一起看新闻，你绝对不会认为我很温和。尤其是看到加沙等地的遭遇时，我们真的会感到非常愤怒。这也是我性格的一部分。如果我遇到某些政治家，我可能会走过去狠狠揍他们的鼻子，因为他们太恶劣了。

所以，我也不是一个一直温和的人。但是在大多数社会关系中，很多你会感到不舒服的事情，并不是个体的错，即使他们做了你不赞成的事，通常也是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导致的。

戴着水手帽的麦克法兰秦雨晨摄

「奥德赛时期」

人物：最近中国互联网上有一个热词：奥德赛时期。指的是20岁到35岁左右，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很多年轻人对于怎么度过这个时期感到迷茫。您有听说这个词吗？

麦克法兰：说起来，我在中国的大多数读者正好处于这个年龄阶段。我认为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这都可能是一个相当崭新的现象。因为在过去，我们生活在农业和农村社会。因此，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长达15年、让你到处晃荡寻找工作的时间，你直接就继承了父辈的工作。在中国，我认为这种情况大概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国前夕。

接下来的那段时期，也没有所谓的「奥德赛岁月」，因为每个人都被安置到了不同的岗位上，做着特定的工作。再后来，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你们经历了一个经济腾飞的时期——大学毕业生不愁找不到工作，同时还有大量的政府岗位。所以人们觉得他们是在顺着教育的梯子往上爬：考上好大学，进入企业或拿到铁饭碗，一直到退休。你在日本也能看到这种情况。

但我认为在过去10年里发生的变化是，这一切都被动摇了。由于技术的更迭、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原因，那些从小被灌输了「只要完成学业，就能进入一份能干很多年的稳定工作」信念的人，发现事实不再是这样了——确定性消失了，梯子上的横木不见了。

最近十几年，全世界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包括我的孙女和我认识的一些本地年轻朋友，都在频繁换工作。往往直到快30岁、或者30出头，他们才找到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所以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奥德赛」式的难题。

人物：我想起英文里也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四分之一人生危机」。

麦克法兰：这也是最近才出现的概念。基本上直到20年前，我们的人生只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受教育阶段，直到你完成学业；第二个阶段是你结婚生子、拥有一份工作的阶段；然后是退休。

在我的青年时代，大家更多谈的是「中年危机」，通常发生在孩子离家，也就是在你40多岁或50多岁的时候。那时你的工作不再带来成就感，孩子们搬走了，婚姻出现了危机，男性开始怀疑自己一辈子都在干什么，失去了意义感。女性也许正在经历更年期，因此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

人物：我们其实也很好奇，英国年轻人现在最焦虑的问题是什么？

麦克法兰：最强烈的焦虑还是「工作」。年轻人根本无法获得任何能够保障他们体面生活的长期性工作承诺。

就拿我的孙女来举例子，她受过高等教育，在一所顶尖大学里拿到了学位。然而在过去七年里，她根本找不到任何能配得上她才华的、有价值的工作，只能四处打零工，在酒吧柜台后面当服务员，现在正在一家商场里卖化妆品。这些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无法拓展她的精神世界，也无法带来真正的人生意义。但当她去应聘工作，投递了上百份简历，往往连个回音都收不到。这种情况在今天极其普遍，哪怕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也面临同样的窘境。

整体的就业环境变得非常糟糕，甚至还出现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叫做「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就是不读书、不工作、不接受培训的无业青年。最新的数据统计，这个群体在英国的数量已经突破了100万。

所以，更残酷的事实是，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极度匮乏的世界。而我们还没有想好该如何去应对这个局面。如果你去听那些政治家的说法，他们至今还停留在极其幼稚、早已过时的思维框架里，天天高喊着：「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刺激经济增长！」仿佛这一切的危机都只是经济问题。

我想说的是，即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我们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因为整个职场和工作的底层逻辑已经彻底变了——人工智能机器和算法正在大规模取代人的工作。

从根本上讲，我们的政治家以及各路精英，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去正视眼前发生的巨变。他们大都不了解历史，也不理解技术，因此找不到工具来应对这场长期性的社会变革，好让普通人在未来也能够过上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秦雨晨摄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不快乐了？

人物：您来过中国20次。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当时您感受到中国社会、年轻人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麦克法兰：必须要说，当时我对中国一无所知。这一点非常重要——直到今天，很多西方人对中国还是一无所知。如果你给他们一张地图，他们甚至很难准确标出中国的位置。在我去中国之前，我脑子里关于中国唯一的认知可能就是中餐，其余几乎都是刻板印象。

所以当我们在1996年抵达北京机场时，某些刻板印象在一定程度上被证实了。当时还是老机场。飞机降落时，我们看到很多工人正在建造新机场，但工地上没有任何大型机械，全是工人在用铁锹和独轮手推车干活。

出了机场后，能感受到，当时的中国依然保留着老一辈的样貌，很多人穿着蓝色的工装。路上汽车不多，满大街都是自行车。商店里人手过剩，柜台后面站满了售货员，却没什么东西可卖。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例子是，当时我们想买一瓶葡萄酒，在北京的商店里足足找了两三天，才终于找到一瓶。

人物：后来几次呢？

麦克法兰：2002年，仅仅过了6年，中国就已经彻底变了样。北京的新机场已经启用，商店里摆满了世界各地的商品。也是在那一年，我招收了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在此之前，无论是我们大学，还是我们系，很少有中国留学生。

那几年，我和一位美籍华人朋友一起去辽宁做田野考察。那里依然有一些旧时中国的影子，尤其是农村地区，农民仍然睡着大炕、过着传统生活，但新的力量已经在蓬勃生长了。

我印象非常深，在当地的小镇上，我遇到一个人，他对我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去城里探望我的表哥表姐，他们早餐能吃到白面馒头和牛奶。我年轻时的全部梦想，就是有朝一日我也能吃上白面馒头和牛奶」，接着他说，「而我现在孩子的梦想，是去哈佛大学读博士。」

这就是2002年的真实写照。

从那时开始，我亲眼见证了这场不可想象的转型。我们必须明白，从1980年到今天的这45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是有史以来发生过的最大规模的变革，也是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最大型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实验。

最近几年，中国的GDP增速放缓，但即便如此，今天的经济体量依然接近2016年的两倍。这里面还包括了基础建设的变革，比如以前我从武汉到北京，为了节省时间，不得不坐飞机，但现在我会选择坐高铁。

作为历史学家，我可以明确地说，这场巨变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欧洲的工业革命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当我和剑桥大学同一所学院的同事聊天时，他们对这些变化毫无概念。

人物：但另一方面，为什么年轻人反而变得不快乐了？

麦克法兰：有很多种解释方式。其中一种，我称之为「期望上升的革命」。就像刚才提到的那样，当你的全部追求只是能吃上馒头和牛奶时，一旦实现，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太好了。但现在的情况是，你拥有了一辆以前根本不敢奢望的汽车，但你可能马上会觉得：「这辆车其实不够好，你看我那个朋友，他买了一辆更好的车。」

这是消费社会的一个特征，它靠撒播不满的种子来运转，不断告诉你：你拥有的还不够，所以你必须去消费。世界上永远有更好的衣服、食物，更奢华的假期、更高级的一切。

我们的社会体制、商业系统以及整个经济结构，都在制造这种焦虑，迫使人们感到不满足，因为如果大家都心满意足了，就会停止消费，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会濒临崩溃。

尽管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自古以来，中国从来不只是一个满足于种田织布的传统农业社会。如果你读过中国古典小说，或者研究古代社会史，你会发现市场体系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人始终在不断奋斗、不断地谋求更多。

从历史的角度，这也是一种对抗自然灾害和社会压力的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如果在年景好或有转机的时候，你不拼命去追求利益最大化，一旦日后洪水泛滥、外族入侵或者灾难降临，你瞬间就会被彻底抹去。所以这种不断向前卷的劲头，其实是一套根植在文化基因里面的生存策略。

第二种解释，是技术维度上的。从根本上说，技术成了我们身体的延伸——你的手臂、双腿、大脑，每天都在被迫发生改变、被迫塞入新的轨道，已经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未来的冲击》，这种由技术更迭引发的集体「未来休克」，是时代的阵痛之一。

这也会给人们的人际关系带来巨大的压力。最典型的就是代际关系：父母完全无法理解孩子置身的虚拟世界。这同样对男女恋爱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还有一种更为本土化的解释，就像刚刚提到的，在短短几十年内，中国同时完成了一系列我之前提到的现代化转型。换做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人们都会预测：如此猛烈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西方技术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绝对会把中国彻底撕成碎片——就像它曾经让无数脆弱的第三世界国家四分五裂、陷入彻底的瘫痪一样。然而，中国竟然不可思议地挺了过来。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生活在其中的个体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因为这种跨越式的压缩发展，在一瞬间连根拔起了人们过去赖以生存的所有确定性。

塞缪尔·亨廷顿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文明的冲突」，当时指的仅仅是文明、文化之间的冲突。而现代性带来的，是法律的、宗教的、观念的、教育的、医疗等所有层面的重塑。中国在40多年的时间里被卷入了这股外部巨浪。再加上这几年经济增速的放缓，曾经的红利在消失，旧的规则失效了，新的逻辑还在不断变化。因此，当下年轻人会感到迷茫、觉得脚下的大地在晃动、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这完全在情理之中。

这种确定性的坍塌，如今也在英国发生了。我们以前坚信不疑的所有基石，都被动摇了。比如在身份认同上——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该如何处理与父母的关系？甚至最深层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未来的安全感有多高等，都成了问题。但因为我们的发展过程拉得更长，个体承受的窒息感相对没那么剧烈。

不过，如今这个时代，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总会冒出一些让你完全无法理解、或者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讨论的全新事物。

人物：另一方面，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也更容易找到语言与知识来解释我们的困境——优绩主义、学历贬值、MBTI、前额叶健康……但当我们命名了那些困境，好像也更深地陷在了困境里，失去了行动的力量？

麦克法兰：你提到的这些概念，有一些并不是真正的临床诊断。它们只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标签」，根本无法解释底层的核心难题，也无法帮你走出人生困境，只会让你不断地自我确认。比如MBTI，这是流行心理学的噱头，和中世纪一些所谓的「巫术」没有区别。

它唯一的作用，可能是给那些正处于极度迷茫、不确定或痛苦中的年轻人，带来那么一丝丝心理上的安慰剂效应。因为当他们发现网上居然有一个词能「精确」形容自己时，会感受到被理解。

换句话说，这些标签本身只是时代的「症状」，而不是「解药」。与其寻求这些，不如喝一杯茶。我是说真的，我在任何茶叶公司里都没有股份（笑）。但茶叶确实能从生理上让人感到自信、放松和舒适。这正是自古以来佛教僧侣和禅修者将茶视为重要仪式的原因。

其实我们很久以前就无意中掌握了这个魔法：比如在英国，每当发生严重危机，或者有人遭遇了不幸时，我们递过去的第一件东西，永远是一杯热茶。我们以前在原理上说不清楚为什么，但现在我们知道，喝下一杯热茶，茶多酚和咖啡因的复合化学作用确实能安抚神经系统。而且它完全是合法无害的。

我可以打包票，在你烦躁时去泡一杯茶喝，绝对比你拿起手机去刷某些有毒的社交媒体要好上一万倍。

人物：您多次谈到中国的文化根基。在这样的历史时间，我们可以获取什么样的文化或者精神资源，来重新安顿我们自己，找到某些出口？有哪些文化传统（资源）是被我们忽视了的？

麦克法兰：在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成熟文明史中，你们直面过比今天惨烈一万倍的挑战，也曾无数次在废墟中挺了过来。因为中国人骨子里拥有一种强悍的韧性与极度务实的生存基因，能在绝境中找到方法。更重要的是，你们拥有一套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哲学。一旦调动起来，你会发现，你们对自我、对生命、对自然以及对世界的理解深度是极其惊人的。

事实上，我目前绝大多数年轻朋友都是中国人，他们中有些人确实很焦虑，有些人对职业前景很困惑，有些人在犹豫下一步该怎么走，但他们的生命底色绝不是死寂的灰暗。他们依然是有生命力的，并且在拼命地寻找出路。

另外一点，我想大家必须意识到，「存在主义」的焦虑和精神内耗是一个高度闭环且不断自我强化的陷阱。尤其是在技术、算法和流量的强化下，你会越来越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毫无希望。

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必须关掉它，直面你的生活。

人物：您怎么理解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走红呢？

麦克法兰：我最近也在和团队讨论这个问题。最早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开通账号，我的初衷很简单，作为一个西方老学者，我想和中国的年轻人科普西方的历史、文学、社会和家庭结构的演变。

但它出乎意料地把我推向了今天这次聊天——那就是，一个80多岁的英国老先生，该如何去疗愈正深陷在焦虑、不确定与精神内耗里的中国年轻人。这在一段时间内可能确实很有意义，但我也希望告诉大家，这个广阔的世界里，还有太多太多美妙、有趣、充满生机的事物，等待你们去探索、去发现。

麦克法兰和妻子

祛魅的世界

人物：您花了大半生研究现代性。您觉得当下哪些困境其实是现代性的结果？

麦克法兰：提到「现代性」这个词，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往往是智能手机、汽车、摩天大楼以及整个物质世界。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一个拥有四通八达的铁路、优质医疗资源和各类基础设施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而反之就是落后社会。但我在给我的学生们讲课时，对现代性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

我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本质在于「制度性分化」与「领域隔离」。它是指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维度彻底切碎并分离开来。

人类一向被四大核心驱动力所驱使：第一种是追求体面的经济生活，创造财富，获得食物、住房和充足的阳光。第二种是追求权力和支配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生活。它不仅仅指执政党或下议院，而是涵盖了男女、长幼等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第三种是社会关系，包括婚姻、家庭、友谊，以及整个社会通过人们的相聚与协作而融为一体的所有纽带。第四种关于生命价值与意义，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等，这是精神/文化领域。

这四个维度在过去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也是人类直到近代之前的生存状态。就拿传统中国来打比方，宗族或家庭，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单位，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它也是一个经济单位，大家共有财产、一起下地干活；它同样是你的社会纽带，你在宗族框架内完成婚丧嫁娶和人情往来；最重要的，它还是一个信仰与仪式共同体，你们拥有共同的祠堂、一起祭拜共同的祖先。

这就直接引出了现代性的冲击：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松绑，比如让市场经济在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情况下运行，这是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巨大神话的基石，让西方能在过去几个世纪取得经济飞跃。因为正如亚当·斯密所期盼的那样，「市场」能够摆脱政客权力的「黑手」、摆脱宗亲血缘的羁绊，人们可以心无旁骛、不受道德甚至人情绑架地赚钱。这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同样，政客也可以不受血缘、社会关系的道德绑架。这样一来，就能有效遏制「我叔叔是高官，所以他可以在政府里给我安排个肥缺」这种侵蚀体制的腐败。政治因而变得更廉洁、更高效。由此类推，每一个领域通过与其他领域解绑从而获得独立，各自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

然而，万事万物皆有代价。我们作为完整的血肉之躯，是无法真的把自己的经济生活、信仰世界、政治身份和社交情感彻底一刀切开的。这是一种人为的、理论上的分离。它会导致意义和目标的丧失——假设你只是一个劲儿地赚钱，有一天你会突然崩溃发问：「我做这一切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它已经与你深层的宇宙观、精神信仰以及家族纽带彻底分离了。你不知道你究竟是在为了谁而奋斗。

最终，每一个人成了自己世界的中心。这既是自由，也是孤独，因为我们忽然不再能找到生命锚点。马克斯·韦伯曾有过总结，他认为，现代性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

人物：这几年，祛魅也是讨论很多的一个词。大家好像忽然发现，我们曾经为之努力、追求的理念、目标，都不再值得信赖。

麦克法兰：整个世界被抽干了「魅力」。生命里不再有古老的魔法，不再有神圣的意义，不再有与大自然的联系，甚至连人与人之间那种毫无功利心的纯粹联结也被打破了。你被迫变成了一个高度孤立的原子，独自一人追求某个目标。这是现代性的隐性代价。

英国有一首极其著名的诗，是马修·阿诺德写的《多佛海滩》（Dover Beach）。诗中写道，曾经包裹着整个人类的「信仰之海」正在无可挽回地退潮——「没有确信，没有和平，也没有抚慰痛苦的良药。」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无论是丁尼生的《悼念》（In Memoriam），还是那些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都在反复吟唱同一个悲剧，那就是，现代人彻底切断了自己与宇宙万物之间那根神圣的、彼此紧密交织的生命脐带。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真正面临的终极考题是：我们该如何在享受现代化红利的同时，还能重新把人类的温情、生命的神圣感与终极意义，注入到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

人物：怎么才能重新找回呢？喝茶吗？

麦克法兰：没错，喝茶就是一种典型的、富有仪式感的魔法行为。

一旦人类利用创造力去创造平行时空的体验，就会产生这种魔力。最简单的，当你和朋友、爱人分享食物，或者拿起一本书，你的思想就已经离开了眼前这个物质世界，进入了一个平行时空。

这一点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尤为重要。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聊过的一个现实：也许很快，人类就很难再从工作中寻找到人生意义了。

如果把视线拉长到整个人类的进化史，在最初的那段历史岁月中，我们的祖先根本就没有「打卡上班」的现代工作概念。在长达几万年的狩猎采集时代，我们只需要填饱肚子、维持基本的遮风避雨和生存所需，平均每个人一周真正需要「干活」的时间，只有大约15个小时。也就是说，每个人平均每天只需要干两三个小时的活就够了。

于是，他们把大把的时间花在陪伴孩子玩耍、围着篝火讲故事、进行萨满仪式、去做各种今天看来纯粹是「休闲」的事情上。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段长达几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已经彻底塑造了我们的基因与神经系统。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休闲动物」。

只是后来，我们极其不幸、或者说极其幸运地偶然开启了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革命。为了维持这台庞大机器的运转，在过去一万年不到的时间里，我们把自己规训成了工作的奴隶，构建了一整套荒谬的政治经济学神话：宣称「人活着就必须没日没夜地工作」。

现在不同了。机器可以取代人类工作，而且如果一项工作越少需要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智力，它就越容易被机器取代。

人物：但另一个现实是，我们变得越来越不知道如何真正地休息，也越来越无法忍受纯粹的无聊。

麦克法兰：首先要知道，这是当下技术和社会系统的产物。社交媒体不断刺激你的情绪和消费欲望，然后又让你受挫，因为你买不起、做不到。我们不断被拉动，又被阻断。它本应带来兴奋和行动，实际上却带来空虚和无聊。而人工智能只会让这种状况更加严重。

随之而来的便是「脑腐」：你的大脑和心智在持续的信息轰炸下变得麻木，感知生活的能力一步步退化，最后，就连体验真正快乐的能力也在衰退——因为置身在屏幕面前，你只会下意识地想要寻找下一个更强烈的刺激。

这正是年轻人今天面临的困境：一种由「数字毒品」带来的挫败和孤独。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历史上物质条件最好的时代，全人类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极其讽刺的集体孤独与极度无聊之中。

人物：但社交媒体几乎已经变成现代生活的「基础设施」了。当我们的注意力不可逆地、永久性地碎片化，长期来看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又该如何去对抗它？

麦克法兰：当下的难点确实在于，社交媒体承载了多种功能，比如工作、打车、消费等等，你被迫必须要使用它。尤其在中国，如果没有手机，你几乎寸步难行。虽然我没有对社交媒体做过专门的学术研究，但它显然是极易让人成瘾的，你用得越多，你就越离不开它。如果你在很小的年纪就对这些东西上瘾，这辈子都很难戒掉它了。

我们必须意识到，面对成瘾，个人是根本无法抵抗的。个人的意志力太薄弱了，我们总会妥协。但就像生病需要医疗、禁毒需要法律一样，我们迫切需要划定一条红线、搭建一个制度性的约束框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应对这个时代病症。事实上，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制定法规，比如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这种改革也正在英国发生。

人物：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教育的意义和方法也深切地改变了。这几年，全球都在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精英教育的意义。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最需要学习哪些知识？

麦克法兰：经常会有许多学生给我写信说，「教授，我马上要升大学了，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让我报计算机、报理工科，但我根本不是学数学的料，我恨死高数了。我到底该不该向现实和父母妥协？」

我总是告诉他们，不要妥协。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基于数理逻辑和公式计算的理性思维。在这些赛道上，AI现在已经能做得跟人类一样，甚至更好。

事实就是，未来我们当然还需要极少数顶尖的科学家和技术极客，但对于99%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那些传统的理工科岗位将会大面积蒸发，所以，选择这些专业也并不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工作。

相反，很多看似「毫无用处」的人文学科，AI永远无法和人类竞争，因为人文学科不止教授实用性的、工具性的知识，还包括如何生活、如何成为一个人、如何富有想象力地去创造，以及如何去拥有感知快乐的能力。

这些是关于生命的知识。在我的经验里，它们是无法被AI取代的。即使AI能创作出更好的音乐、绘画，或者写出更畅销的小说。那又怎样呢？我们仍然会享受自己动手创造的过程。

秦雨晨摄

「爱」

人物：您出生在1941年的印度西隆，当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东南亚处在一片战火之中。您在印度生活了5年后，回到英国。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现在回想童年，您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是什么？

麦克法兰：我在印度只待到5岁，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些很模糊的印象，一两个糟糕的片段，比如有一次，我摔断了手臂。

但我仍然记得那种文化冲击。表面上，我们在印度的生活是很英国化的：说英语，尽可能吃英餐，读的也是英文书，聊天的时候，我们总说英国是自己的家。但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和英国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学了一点当地的方言，我是被一群中国护士带大的。她们来自那片地区的一个山地部落，很早之前从中国一路南下移居印度。

所以，我是在一个融合了中国和印度民间传说的世界里长大的，听着那些故事，周围是神奇的热带动物和植物。印象里，那里的天气总是很炎热，我经常生病，但整体上我们夹在两种文化间，被当成特权阶层对待。

后来，我回到了刚刚从二战中恢复过来的英国——一个寒冷、实行着配给制、崇尚「隐忍坚毅」的国家。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一段时间，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举止，如何思考。我觉得自己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和文化。尤其当我8岁进入第一所寄宿学校时，我更深地体会到了那种陌生和孤独。

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段经历让我在后来决定成为一名人类学家。因为人类学家要做的，就是走进另一种文化，去学习它的习俗、语言和仪式。

人物：您说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导师之一是母亲。到了84岁，关于母亲，您最常想起的是什么？

麦克法兰：我脑海中的画面是她和我们家的狗坐在美丽的荒原上，那是苏格兰海岸外一个岛屿上的石楠荒原。

我父母退休后，在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买了一个被称为「克罗夫特」（croft）的小农场。她就在那里写作、工作和生活。她是一个「探险家」。我想我不断探索的本能和习惯就是从她那里继承来的。她一直在寻找，从未满足。后来成了一名佛教徒，热爱动物，热爱人类。

她极具天赋，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童书作家、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她比我更聪明，但在那个时代，女性没有机会上大学。因此，我母亲一直都处在一个矛盾的状态里——既清楚自己拥有才华，同时又为没有实现自己真正能达到的成就而沮丧。

很长时间里，我没有思考过这件事，但我现在意识到她是一个多么特别和鼓舞人心的女性。在她的晚年，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深厚。以至于到后来，我们一起工作，写书。我想她也塑造了我和萨拉之间深厚的关系。

人物：您从母亲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麦克法兰：我母亲的一生都与「爱」有关，她把爱献给动物，穷人，丈夫，也献给孩子们。也是她教会我，爱不是「索取」，而是「给予」。你是能从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体会到满足和快乐的。

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特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说：人类受到两种压倒性力量的驱动。一是自爱（self love），即自我保存、自我成就的欲望，我们作为动物必须有强烈的自爱，否则就会无法生存。另一种是他人之爱（social love），即他人对我们的尊重、关怀和爱。

平衡的生活来自于这两者的结合。以前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做社交媒体账号？对我来说，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当我看到有人说，「你真的帮到了我。」「我有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谢谢你告诉了我，」或者是，「只要听到你的声音就会让我感到平静」。

人物：你提到了「爱」。从您的视角和经验来看，在越来越撕裂的社会当中，不同观点的人应该如何找寻彼此？

麦克法兰：必须做的是去「理解对方」。

当有人做了让你生气或威胁到你的事情时，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愤怒，想要反击，但对抗的结果总是适得其反。所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试着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来理解这件事。如果你发现这与你无关，他们只是单纯的愚蠢或者不礼貌，那确实应该生气。但很多时候，现实往往更复杂。这就需要我们花点时间来克服自己的骄傲。

互相理解，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也适用于国家和文明之间。世界上的大多数悲剧，以及紧张局势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完全不愿理解对方，所以无法产生共情。

但很遗憾，很多时候，现实往往是弱者理解强者，而强者拒绝理解弱势的一方。

「我们很难从历史中学到教训」

人物：人们常说「以史为鉴」。但过去十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战争、贫困、不公正的现象依然不断。作为历史学家，您觉得人类真的能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吗？

麦克法兰：简短的回答是——不会。

我们从历史中什么也没学到，或者说学到的很少。但问题也在于，历史不会重复自身。这是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当下永远不会和过去的情况完全一样。但这句话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后半句——「历史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

在英语诗歌中，押韵并不意味着使用同一个词。比如「shock（震惊）」、「rock（岩石）」或「stock（股票）」，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但有相同的读音。历史也是这样，它包含了一部分相同的元素，和一部分不同的元素。

从历史中学习的另一个困难，是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历史这回事。过去当然确实发生了，它部分基于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但我们在当下所做的是不断地「重写历史」。乔治·奥威尔在很多作品中都描绘过这点——我们构建了过去，是为了让过去符合当下的需要。因此，随着当下的改变，你身后的过去也在随之改变。它不是停在原地。

当你梳理不同时期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时代的绝对真理会变成另一个时代的不确定性，然后又带来了新的绝对真理，这些通常被称为「范式」，有时也被称为「宇宙观」。

范式在转变，宇宙观在转变。举一个当代的例子，在过去的200年里，西方的主流观念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令人不快的地方。但现在，我们对中国有了更好的认识。因此，我们的范式和对你们文明的认知也正在转变。

人物：这几年有个流行的说法是，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垃圾时间」。您经历过动荡的20世纪，有战争、革命，也有过集体性的信念崩塌与重建。您有过幻灭的时刻吗？是如何重新找回信念的？

麦克法兰：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我写了可能是目前世界上篇幅最长的自传，整整有15卷。这意味着我可以随时翻阅这些记录。我能看到的是，在我的生命里，曾有过非常多陷入焦虑、担忧、沮丧甚至是轻度抑郁的时期。

就拿学术工作来说，几乎每隔10年，我总会沮丧地对我的妻子说：「我真的撑不下去了。要不我辞职来加入你的图书生意吧？」她当时经营着一家二手书店。或者我会说：「我们搬家吧，去乡下的某个地方开一家小书店。这样我就可以一边写写书，一边享受生活。」你要知道，我当时拥有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份工作了——在最顶尖的大学，研究着我最热爱的课题，周围全是极优秀的同事，这简直是梦寐以求的职业，我还可以到处旅行、招收最棒的学生。

然而，即便拥有如此完美的职位，我依然在人生的很多个关头上，不止一次地崩溃：「我受够了，我真的干不下去了。」当我今天重新读当年的那些日记和信件时，我能清晰地看到当年那个沮丧、被孤独感或过度劳累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自己。

所以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我首先想说的是，所有人类都是这样的，都会在某个关头，感受到无力或者想要放弃。这再正常不过了。

另外关于时代的动荡，当下某些政客最擅长的就是通过恐吓来控制我们。当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整个人类文明差点在短短两三个小时内自我毁灭了。还有一段时间，我一度在日记里写道：「世界大战可能马上就要爆发了。」当时到处都是可怕的饥荒或局部战争。

所以，只要进行一下横向的跨国对比、或者纵向的历史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的我们是极其幸福和幸运的，尽管世界依旧面临重重危机，但整体而言，死于战争的绝对人数已经大幅下降了。

你也可以在新闻里看到，当乌克兰遭遇空袭导致几十人伤亡时，全世界都会感到极度的震惊和痛心。但你要知道，放在50年前，动辄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同时人间蒸发。虽然在某些苦难地带，依然有残酷的战乱与饥荒，但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地方目前都处于罕见的和平与繁荣之中。我们本该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很多政客依旧声称，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这简直完美契合了乔治·奥威尔的预言。他的小说《1984》的核心主旨就是：统治阶层通过恐吓来达到控制民众的目的。

秦雨晨摄

「我希望变成一条海蛞蝓」

人物：很多网友称呼您为「邓布利多」。您觉得自己更像是哪种角色？

麦克法兰：我觉得我更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爱丽丝和《指环王》里霍比特人的结合体。

爱丽丝是非常典型的中产阶级，自信，有点爱指挥人。后来她掉进了兔子洞，开始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她所以为的那样。她必须学会在早餐前相信六件看似不可能的事：让人变小的药水、让人变大的蛋糕、穿西服的兔子、微笑的柴郡猫、吐烟圈的毛毛虫，还有疯帽子、三月兔永远开不完的茶会和先判决再审讯的法庭。

这正是我的经历。每次我去中国，我都会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点也不懂中国，比如你们是「为了吃而活，我们是为了活而吃」；你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上帝。这里有太多太多的不同了。

所以从根本上说，我就是掉入仙境的爱丽丝，因为我活得越久，越觉得，这个世界就像诗人艾略特（T.S. Eliot）在《四个四重奏》中表达的那样——世界会变得更陌生，而不是更熟悉。

至于霍比特人，托尔金在牛津大学写完《指环王》，而我在牛津读本科时读到这本书，我热血沸腾。我觉得我就是弗罗多（Frodo），为了一个使命，离开了英格兰，出发去冒险。某种程度上，这也很像你们《西游记》里的故事。

我的一生也是因为一个这样的使命：我想要努力发现世界是如何运转的。

人物：有一期视频我很触动。您提到，您和妻子很早就讨论过死亡的方式——希望能有尊严地、无痛地离开。到了这个年龄，您会时常思考死亡吗？

麦克法兰：对于死亡，我唯一恐惧的是死去的方式。和许多人一样，我害怕痛苦，尤其如果它意味着失去尊严、理智，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因生活无法自理给他人带来痛苦，我很难接受。

我很喜欢诗人约翰·济慈在《夜莺颂》中表达的生死观，他希望在午夜毫无痛苦地死去，只是睡过去，然后一切结束（原文：「于午夜时消逝，无一丝痛苦」）。这就是我理想的死亡方式。

受到基督教信仰以及对天谴和地狱等恐惧的影响，西方世界往往对死亡感到非常焦虑。正如哈姆雷特所说：「死了，睡去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去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

换句话说，在基督教世界里，我们对是否存在来世感到痴迷和担忧。而中国人则会更豁达，就像你们的那句老话——「人死如灯灭」，死了之后谁知道呢？所以不如活在当下。

人物：我最近在读《瓜亚基人编年史》，也是一本人类学民族志。我发现不同文化、文明对待死亡的态度是非常不同的。比如瓜亚基人就认为，死者的魂灵会盘踞在生者周遭，带来警示。您去过那么多国家，也研究过不同的文化，最打动你的死亡文化是什么样的？

麦克法兰：说起来可能有点疯狂。

我们系里以前有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类学家，雷奥·福琼。他最著名的身份之一是娶了人类学泰斗玛格丽特·米德。总之，他当年曾深入到太平洋一个叫多布的小岛上做田野调查。他发现，当地原住民对待死亡和来世有一套极度浪漫且充满智慧的宏大世界观。

多布岛的族群认为，死亡的本质，是关于记忆的流转。当一个亲人去世后，他们会把他的头骨精心清理干净，摆放在客厅最核心、最显眼的位置，比如壁炉架上。接下来的5到10年里，活着的人每天看着头骨，让他的灵魂留在家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总会淡去，而且家族里总会有新的人去世，有新的头骨需要摆放。

于是，他们会把爷爷的头骨从客厅请出来，挪到后花园的一个小木屋里。偶尔路过时会探头进去说一句：「嘿，老头子，你好吗？」再过一些年，随着后花园木屋里的头骨越来越多，空间挤不下了，后代们就会温柔地对头骨说：「爷爷，对不起，木屋里实在没地方腾给您了。」于是，他们会盛装打扮，把这颗头骨捧到海边，远远地抛入大洋深处，挥手说：「再见啦，爷爷！」。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岁月里，海水会慢慢抚摸、风化这颗头骨，最终幻化变成海滩上一只蠕动着的「海蛞蝓」。从那以后，每当后代走在沙滩上，偶尔低头看到一只海蛞蝓在礁石上晒太阳时，他们就会蹲下来，温柔地摸摸它，笑着说：「看，那是我们的爷爷。」

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我记得在我孙女莉莉10岁那年，我们当时正在聊天，我对她说，「我希望之后你能拥有这个花园。」中间我停顿了一下，因为如果我说「在我死后」，她一定会难过。但她立马反应过来，说，外公，你刚才想说「死」。Baya（她平时喊我的方式），你永远不会死。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只要我还记得你，你就会一直活着。

这样的死亡观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哲学中找到。现在，我已经说服了我自己，我这辈子是一个人类，下辈子也许就成了一只海蛞蝓。但我知道：我必须回到这里，继续吃那个之前提到的棕色全麦小面包。（笑）

人物：最后一个问题。在84岁这一年，您收获了那么多新的年轻朋友。您最希望留给年轻人的经验是什么？

麦克法兰：刚才我们聊到过童年。我记得刚从印度回来，我们搬到了多塞特郡一个叫布罗德斯通的地方，在那里一直住到1954年。那是托马斯·哈代笔下「埃格登荒原」的边缘，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6年。我们住在一栋租来的大房子里，有种满苹果树的花园，有能踢球的草坪。走出后门就是荒原，那里有积满水的旧黏土坑。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有一段很陡的坡，每一次我骑自行车经过那里，都要拼命往上蹬，非常吃力。但我告诉自己：再骑一下，再踩一下。现在每当我面对困难或重复的任务，我就会想起当时的经历——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艰难上，只需要一步一步来，最终你就会挺过去。

中国有一句俗语，祸兮福之所倚。我们国家也有类似的说法，每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如果有什么是我想留给年轻人的，那就是这句话，所有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真实的，但它们都是过程。

这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智慧，就像你们的文化象征竹子那样：当你被一股真正压倒性的力量袭击时，你不会僵硬地站着然后被折断，你会先躺下，再弯曲，然后重新起身。